江西省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11]7号）提出的要求和任务，经2011年5月25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就我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以下具体实施意见：

　　一、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要求

　　1、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加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实施力度，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奋斗目标，以事关依法行政全局的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以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保证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为着力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2、充分认识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市贯彻实施国务院《纲要》六年多来，依法行政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法治政府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当前，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和艰巨，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差距扩大，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一些领域社会矛盾有所增加，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执法不公、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比较突出。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准确把握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3、增强依法行政意识与能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牢固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要重视提拔使用依法行政意识强，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

　　4、推行依法行政情况考察和法律知识测试制度。拟任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领导职务的干部，任职前要考察其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依法行政情况。公务员录用考试要注重对法律知识的测试，对拟从事行政执法、政府法制等工作的人员，还要组织专门的法律知识考试。

　　5、建立法律知识学习培训长效机制。建立健全政府常务会议、部门领导班子会议前学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学习宪法、通用法律知识和与履行职责相关的专门法律知识。每年至少要举办2期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公务员培训机构举办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班，要把依法行政知识纳入教学内容。定期组织所有公务员和行政执法人员参加的通用法律知识培训、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法律法规专题培训，并把培训情况、学习成绩作为个人年度考核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三、进一步提高行政决策水平，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6、规范行政决策程序。认真贯彻执行《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各级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策前，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和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事项，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决策事项，必须进行听证。听证意见要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重大决策出台前应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 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能提交会议讨论，作出决策。重大行政决策要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不得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方式代替集体决策，严禁领导干部个人随意决策。

　　7、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事先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重点是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建立完善部门论证、专家咨询、公众参与、专业机构测评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机制，通过舆情反映、问卷调查、重点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收集相关情况信息、意见建议。全面论证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对决策可能引发的各种潜在风险进行科学预测和综合判断，提出风险评估结果，确定风险等级，作为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并提前制定应对措施和化解处置预案，确保决策出台后能够平稳顺利实施。凡是风险不可控的，不得列入决策议程。未经风险评估的，一律不得作出决策。

　　四、进一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8、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认真执行行政许可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行政审批事项定期清理机制，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要求，切实做好衔接落实工作。进一步精简、调整和下放审批事项，并做好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后续监管工作。建立健全新增行政审批事项备案制度。今后，因法律法规规章出台而新增的行政许可项目，实施机关应将许可项目名称、设定依据、审批程序等报本级审改办和法制办备案。积极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全面落实“两集中、两到位”行政审批模式。建立完善重大项目“绿色通道”制度和统一受理、并联审批、项目审批代办制度。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建立“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逐步实现政务大厅之外无审批。推行网上申请、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网上查询，提供优质快捷的审批服务。

　　9、转变政府职能。科学划分和界定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的职能与权限，理顺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避免职能重叠，防止职能缺失。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组织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尽量减少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的微观干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基层政府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特别是强化其在公共卫生、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社会管理领域和在社会保障、就业、劳动关系协调、社区服务、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职能。

　　10、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推进政府管理服务化，落实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切实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方便人民群众。创新社会管理，健全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政府公共服务、居民互助服务、市场提供服务相衔接的社区服务体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加快培育市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研究制定加快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发展的制度，使其有能力承接部分公共服务职能。

　　11、健全行政管理制度。完善行政绩效管理制度，加快建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绩效管理的重要标尺。建立行政成本控制制度，加强行政机构人员和编制管理，大力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建立健全国有资产处置审批制度、重大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审批制度、重大投资项目审批和核准制度，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处置、重大资源开发利用、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和管理行为。

　　12、加强行政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采取跟踪检查、督促催办等方式，对重大行政决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督促、考核，加强对决策落实的督查督办。建立决策反馈纠偏机制，定期组织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也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调查评估，确保信息的公正、中立、客观。对收集的各方面信息，要进行系统梳理、综合分析，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决策规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五、进一步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加强和改进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

　　13、加强重点领域的规范性文件制定。要按照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活力和竞争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维护公平正义、规范权力运行的要求，加强和改进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重点加强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护资源与环境、规范政府行为等重点领域的规范性文件制定。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要符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反映人民意愿，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要科学合理的安排规范性文件制定项目，市政府各部门和市直有关单位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工作部署，在规定期限内申报拟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项目，未在年初按规定要求申报规范性文件制定项目的，原则上不得列入本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

　　14、完善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立法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制度和机制。拓宽规范性文件草案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途径，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让公众有序参加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体现。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规范性文件草案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立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相结合的规范性文件制定项目起草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在规范性文件制定中的作用。建立健全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协调机制，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在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中的协调作用。对规范性文件制定中有分歧的意见，政府法制机构要从推进改革发展大局、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进行分析、研究，找准矛盾焦点，提出合理解决方案。对涉及重大意见分歧、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政府法制机构要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开展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后评估工作，组织对重要规范性文件施行情况后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提出修订意见。

　　15、强化规范性文件的管理。严格按照《江西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制定规范性文件，所设定事项不得超出制定机关的职权范围，不得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行政强制等事项，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制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要公开征求意见，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对规范性文件，要逐步实行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发布。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做到有件必备、有错必纠，切实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建议，要按照有关规定认真研究办理。

　　16、定期清理规范性文件。建立规范性文件清理的长效机制,规范性文件一般每隔2年清理一次，清理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对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与上位法相抵触或者不一致的规范性文件，要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未列入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的，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六、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体制和机制，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17、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各级行政机关要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重点要依法加强财税管理，严格执行国家税收政策，不准违规操作；依法加强财政大额专项资金管理，完善资金绩效评估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依法加强政府性债务和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完善政府债务偿还机制，积极防范债务风险；依法加强民生工程和节能减排等专项资金管理，坚决防止截留挪用专项资金；依法加强行政机关经费管理，厉行节约，勤俭办事，防止铺张浪费；依法加强土地管理，不准非法批地、未批先用、批少用多，依法依规管好地、用好地、造好地；依法加强征地拆迁管理，保护群众利益；依法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完善企业经营报表制度，引导企业依法依规经营；依法加强项目审批管理，坚决不搞高能耗、高污染项目；依法加强统计数据管理，严肃统计纪律，确保统计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依法加强招商引资管理，防止相互拆台、无序竞争，切实提高招商引资的成效。严厉查处危害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违法案件，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社会秩序。

　　18、完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积极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扩大实施范围，延伸实施领域。推行行政执法级别管辖制度，明确不同层级执法权限，避免多头执法、多层执法。有多项行政处罚权和多支行政执法队伍的部门要整合执法资源，推进综合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推行执法流程网上管理，逐步建立行政执法部门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完善执法经费保障机制，行政执法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切实解决执法经费与罚没收入挂钩问题。

　　19、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适用规则和裁量基准制度，科学合理细化、量化自由裁量权，防止行政执法权被滥用。细化行政执法流程，完善行政执法告知、说明理由、回避、调查取证、听证、集体决定等制度。健全行政执法调查规则，规范取证活动。坚持文明执法，不得粗暴对待当事人，不得侵害执法对象的人格尊严。对违法行为，凡通过教育能够达到执法目的的，要慎用或者不用强制和处罚手段，转变单纯依靠处罚进行管理的做法。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执法案卷评查、质量考核、满意度测评等工作。政府法制机构要在行政执法机关中推行说理性行政执法文书，并且每年至少要组织一次行政执法案卷评比工作。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严格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狠抓执法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加强行政执法评议考核，评议考核结果要作为执法人员奖惩、晋级晋职的重要依据。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实行行政执法案件目录备案制度。全市各行政执法单位的所有行政执法目录，每半年应当向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备案。认真落实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备案制度。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裁决和重大行政处罚等重大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作出机关应当在15日内将作出的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等决定文书报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备案。重大行政处罚的标准按照《景德镇市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制度实施办法》（市政府第22号令）执行。

　　七、进一步提高行政运行效能，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20、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信息公开。政府全部收支都要纳入预算管理，所有公共支出、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经费支出的预算和执行情况，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情况都要公开透明。政府信息公开要及时、准确、具体。推进公开渠道向街道（乡镇）、社区（村）基层延伸，提升基层信息公开查阅场所服务水平。对人民群众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要依法在规定时限内予以答复。依法妥善处理好信息公开与保守秘密的关系，对依法应当保密的，要切实做好保密工作。

　　21、推进办事公开。所有面向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都要全面推进办事公开制度，依法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加强各类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在完善服务功能、规范“窗口”行为、创新审批方式、强化监督管理上下功夫。对与企业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事项，要尽可能纳入行政服务中心办理，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加强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将工程建设招投标、政府采购、土地交易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归并集中，形成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要规范和监督医院、学校、公交、公用等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办事公开工作，重点公开岗位职责、服务承诺、收费项目、工作规范、办事纪律、监督渠道等内容，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优质、高效、便利的服务。

　　22、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建立电子政务统一网络平台，逐步实现县级以上行政机关全覆盖、所有行政权力全覆盖、网上行政监察全覆盖，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方便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办事。加强电子政务安全管理，建立完善网络与信息安全运行管理制度，促进电子政务健康发展。

　　23、完善政务公开的监督措施。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和保障机制，政府和政府部门应当把实行政务公开工作列入目标管理内容，定期组织对门户网站管理和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评议考核。监察机关要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监督，对不依法履行政务公开义务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八、进一步建立健全调解机制，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24、建立矛盾纠纷调解联动机制。建立由各级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新体制，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化解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中的作用。研究制定行政争议调解办法，将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行政争议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行政管理有直接关系的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公共安全事故等方面的民事纠纷，以及涉及人数较多、影响较大、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纠纷，纳入行政调解的范围，主动进行调解。认真实施人民调解法，积极指导、支持和保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推动建立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联动机制，实现各类调解主体的互动，形成调解工作合力。

　　25、加强行政复议工作。畅通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简化申请手续，缩短受理时间，方便当事人提出申请。对群体性行政复议案件，要依法积极受理，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定途径解决行政争议。加强对行政复议受理活动的监督，对无正当理由不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行为要及时纠正。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注重运用调解、和解方式解决纠纷，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探索建立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整合行政复议资源，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权。继续落实和完善行政复议与信访的衔接机制，做好行政争议信访件的转办工作，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努力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初始阶段和行政程序中。健全行政复议机构，确保复议案件依法由2名以上复议人员办理。建立健全适应复议工作特点的激励机制和经费装备保障机制。

　　26、规范行政机关应诉行为。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要依法积极应诉，按照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指派工作人员出庭应诉。对重大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主动出庭应诉。尊重并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认真对待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建立行政败诉案件分析制度，严格过错责任追究。

　　九、进一步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完善监督工作机制

　　27、自觉接受监督。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人民法院依法实施的监督。对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要主动向同级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拓宽群众监督渠道，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权利。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度。高度重视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进行曝光。对群众举报投诉、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有关行政机关要认真调查核实，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认真对待网络监督，增强运用网络手段访民意、查民情的意识和能力。

　　28、严格行政问责。上级行政机关要切实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及时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保障和支持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审计部门着力加强财政专项资金和预算执行审计、重大投资项目审计、金融审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等工作，加强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扶贫救灾资金等公共资金的专项审计。监察部门着力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做好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工作，推行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建立健全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机制，推进行政问责和政府绩效管理监察，严肃追究违法违纪人员的责任，促进行政机关廉政勤政建设。加大对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案件的查处力度，对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导致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事件或者严重违法行政案件的，要依据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直至行政首长的责任。督促和约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29、加强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凡是符合法定主体资格条件的行政执法主体，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后，向社会公告，并发放《江西省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证》。对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组织，各级财政部门不得发放罚没票据。所有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经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进行资格认定并取得《江西省行政执法证》（省政府另有规定的除外），方可上岗执法。市、县（市、区）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加大行政执法投诉受理力度，认真办理行政执法投诉事项，及时纠正行政执法过错，并将办理结果答复投诉人。市、县（市、区）政府法制机构应当通过检查、暗访等途径，及时发现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对于行政机关错误的或者不当的行政处理（处罚）等行政执法行为，政府法制机构可以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改正并暂停、取消该具体行政行为承办执法人员的执法资格。对逾期不整改的，按照有关程序予以撤销或者变更该具体行政行为。

　　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全面落实

　　30、认真落实依法行政领导责任制。进一步强化行政首长作为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各级行政首长对本地、本部门的依法行政负总责。各级行政首长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依法行政任务与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考核。

　　31、健全推进依法行政体制机制。要建立由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依法行政领导协调机制，统一领导本单位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政府常务会议要经常听取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本地依法行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任务和措施。要向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情况，政府部门每年要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推进依法行政情况。要认真研究设定依法行政考核指标，并纳入各级人民政府目标考核、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对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与干部任免和奖惩挂钩。

　　32、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强市县政府及其所属单位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市县政府要保证政府法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经费与开展政府文件审查、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法制宣传和培训等工作任务相适应，市县财政每年应安排依法行政专项工作经费，且不少于行政复议工作经费。市县政府部门、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及各行政执法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应有专门的科（股）室负责依法行政的指导工作，行政执法任务少，暂无条件成立专门科（股）室的，要有一名专职的法制员。要进一步加大对政府法制干部的培养、教育、使用和交流力度。重视提拔政治素质高、法律素养好、工作能力强的法制干部。政府法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努力提高新形势下做好政府法制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当好政府或者部门领导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顾问。

　　本具体实施意见下发后，各县（市、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有关单位要按照国务院、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和本实施意见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今后一个时期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规划，明确工作任务、具体措施、完成时限和责任主体，确定年度工作重点，狠抓落实，扎扎实



二○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一、概述

　　不能犯未遂是指行为人出于犯罪意图实施犯罪，但行为不可能实现犯罪结果的犯罪未遂行为。自不能犯理论产生以来，“不能未遂的问题，一直是刑法未遂问题中潜藏的疑惑”[1]，这不仅涉及到各国刑法对犯罪未遂的具体规定，还与学者对不能未遂行为性质的不同解释有关。“在德国刑法中，未遂犯的成立问题与发生犯罪结果的可能性问题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未遂犯的成立并不以发生结果的可能性为必要。”[2]换言之，德国刑法理论认为不能犯未遂属于未遂犯的一种，“如果行为人的以实现犯罪构成要件为目的的行为，根据事实上的或者法律上的原因，在现有情况下不可能既遂的，是不能犯未遂，诸如客体不能犯、手段不能犯，或者主体不能犯”[3]，不能犯未遂同样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与德国在这一问题上具有相似之处，以行为的实行能否达到既遂形态为标准，同样将犯罪未遂区分为能犯未遂与不能犯未遂。日本刑法中并没有对不能犯未遂情况的具体规定，只是日本刑法理论界认为不能犯或不能犯未遂是与未遂犯相对立的概念，而不是未遂犯的一种，“所谓不能犯，就是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不可能发生结果因而未得逞的场合，它不能作为未遂犯加以处罚，也被称为‘不能未遂’”[4]。近年来，随着对不能犯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对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不能犯未遂提出批评，试图全面借鉴日本刑法中不能犯理论。本文并不准备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多阐述，仅在借鉴德国刑法知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刑法理论研究现状集中探讨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之间的区别。

　　二、主要区别分析

　　迷信犯是指行为人出于迷信、愚昧而采用客观上不可能实现危害结果的手段、方法来企图实现其意图的情况。作为未遂犯一种的不能犯未遂具有可罚性与不可罚的迷信犯截然不同，二者在行为危险性、犯罪故意方面、认识错误方面以及法律后果上具有显著区别，以下分述之：

　　（一）行为危险性方面

　　行为是否具有危险性是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不能犯未遂的危险性判断涉及到不能犯未遂行为与不可罚行为之间的区别，不可罚行为因为完全不具有犯罪行为的危险性而不受刑罚处罚。大陆法系中关于如何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引起犯罪结果危险的理论学说极为复杂，“从以什么样的事实为基础加以判断的观点来看，大致来说，有以行为人本人的主观认识为基础来判断是否具有危险的主观说和以行为自身的性质为基础来判断是否具有危险的客观说之间的对立”[5]。主观理论认为处罚未遂犯的理由在于行为人的反社会危险性的具体实践，具体言之，“刑法对于犯罪行为之处罚者，主要的根本基础，乃在于行为人之犯罪意思，而建构可罚性前提的不法内涵着，则在于行为人对抗规范之违反行为本身，当行为人所为行为指向规范禁命或诫命之违反时，其行为不法内涵已然完备，至于是否发生一定之结果、或是造成结果之危险，仅是规范违反行为的佐证而已，并非可罚性判断的核心要件”[6]。客观理论则认为处罚未遂犯的理由在于行为所造成的危险性，“该理论从作为行为应受处罚性的本来根据的结果不法出发，要求犯罪未遂必须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结果不法”[7]。根据主观理论，未遂犯的处罚范围有扩张之虞，同时这一理论无法合理解释既遂犯与未遂犯刑事处罚上的区别，客观理论则限制了未遂行为的范围，完全否定了绝对不能犯未遂的可罚性，而这并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社会的司法需要。为了调和主观理论与客观理论之间的对立，有学者试图综合二者进而形成一种折衷的立场，印象理论作为一种尝试被学者提出。“印象理论是从主观理论出发，不过对于未遂行为的可罚性则兼顾行为对一般社会心理的作用而有所限制”。[8]具体而言，“根据印象理论，成为未遂可罚性标准的，虽是行为人敌对的法律意识，但这并非仅仅作为现象来理解的敌对意识，而是被作为从行为中产生的对社会有深刻影响的敌对法律意识。如果对计划的、并开始实施的严重的犯罪不加以处罚，将会动摇公众对法秩序有效性的信赖。由于行为人忽视了重大障碍，使行为不能既遂的，同样具有这样的效果，因为已经显示行为人有实施该行为的能力，结果不发生是基于偶然的原因。无论是可能犯未遂还是不可能犯未遂，均会造成对社会的危害，对法律所保护的法和平意识的危害，在可能犯未遂的场合，还会增加对于被保护的行为客体的危害”[9]。

　　本文拟采纳“印象说”来分析不能犯的危险性。印象说重视行为对法秩序敌对意识，只要行为人的行为给公众造成法秩序破坏的印象，即构成未遂犯。据此，不能犯未遂的危险性并不在于实际损害方面，而存在于行为动摇了“人们对法秩序不可破坏性的信赖”。同时，印象理论的判断是以行为时的客观事实为基础，以社会一般人的观念标准。“当然，刑法中的危险虽然是以社会上的一般人即普通人的认识为标准来进行判断的，但是社会中的一般人的认识也是以科学的、物理的认识为基础的”[10]。如果社会一般人感觉到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侵害法秩序的印象，则行为具有危险，反之则不存在 。客体不能犯中，社会一般人能够从行为中感觉到行为人对法秩序的敌对心态，而在迷信犯情况下，行为人采用了完全不可能造成危险的方法、手段，其行为是建立在违反科学原理甚至超自然力量的基础上，社会一般人不可能将迷信犯的行为与具体犯罪行为联系起来，并不会从中感觉到行为对法秩序信赖的破坏，故而，不能犯未遂存在危险性，而迷信犯并不具有这种危险性。

　　（二）犯罪故意方面

　　关于迷信犯不可罚的理由，国外刑法理论有学者认为在迷信犯情况下已经欠缺构成要件故意，进而不构成犯罪。[11]我国有的学者则认为“迷信犯之所以不为罪、不追究刑事责任，不在于它缺乏主观罪过，而在于它缺乏客观的危害行为，因而当然就缺乏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和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12]，而有学者在谈到迷信犯与不能犯之区别时则认为“迷信犯主观上的犯意无危险陛，不能犯则大多有之”[13]，另有学者认为“未遂犯与不能犯、迷信犯的差别不在于行为人的人格或者犯罪计划、犯罪意图是否危险，而在于该行为是否已经造成发生结果的现实危险”[14]，而主张不能犯不可罚的学者则认为“迷信犯不能犯独立于不能犯之外，应为不能犯的一种，即手段不能犯”[15]。本文认为迷信犯并不具有犯罪故意，这是迷信犯与不能犯未遂的另一个重要区别。

　　故意是刑法理论上的重要概念，“以实现行为构成为指向的故意（行为构成故意），本身是作为主观部分而属于行为构成的”[16]。对于如何具体理解其含义学说并不一致，但一般皆认为故意是指行为人对法定构成要件要素的知道与意欲，即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所谓认识是指行为人须对法定行为构成要件的全部事实具有一定的认识，而意志因素则是指行为人对于其行为造成的危害具有追求或不反对的主观心态，正是这种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构成了各种刑法故意形式的全部内容。在迷信犯情况下，行为人是基于迷信、反科学的认识而行为，其行为方法、行为手段不可能最终实现犯罪结果，行为人认识到的是这些不可能产生法益侵害的行为，对于自己的行为与意欲的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存在错误认识，这种认识并不属于法定的具体构成要件的内容。构成要件具有规制故意的认识内容与意志内容的机能，换言之，故意的认识内容应限定于全部的构成要件内容。故而，迷信犯并不存在犯罪故意，不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不构成犯罪。不能犯未遂客观上具有实行行为，具体行为符合法定构成要件内容，因而不能犯未遂存在犯罪故意，即使在手段不能犯情况下，行为人预先计划的手段与意欲的犯罪结果存在因果联系，行为人正是在对此具有认识的基础上实施犯罪行为，这并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

　　（三）认识错误方面

　　不能犯未遂因具体障碍原因可分为客体不能犯、手段不能犯等具体情况，手段不能犯是指行为人因采用的具体犯罪手段无法实现犯罪意图而导致犯罪未遂的情况。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在认识错误方面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手段不能犯与迷信犯二者之间，手段不能犯与迷信犯之间的区别不仅是理论问题，同时也影响到具体司法实践。手段不能犯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对作案手段的性质产生错误认识，把此种手段（或工具）当作彼种手段（或工具）使用，从而导致其行为手段不能引起预期的危害结果的发生；二是行为人对作案手段的作用产生了错误认识，致使犯罪未能完成[17]。手段不能犯与迷信犯的区别同样可以根据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在工具不能犯未遂的场合，行为人是以认识到客观现象之间真实存在的因果联系为基础而行为的，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及实行行为的方法、手段的性质在认识上并没有发生错误，只是由于疏忽大意等心理状态而造成了对实施犯罪的具体工具的误认，从而选用了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犯罪意图的犯罪工具，致使犯罪未能得逞”[18]，诸如使用不够剂量的毒药故意杀人、误以为空枪装有子弹而开枪射杀等。“迷信犯则相反，行为人对其行为以及实现行为的方法、手段的认识，由于迷信、愚昧而自始产生了根本性质上的认识错误，在实施其行为时，行为人在具体手段的选择上则与主观意图保持一致，并未发生错误”[19]，诸如用诅咒呼唤恶魔杀人、通过针刺草人来杀人等。在第二种情况下，行为人预先计划的手段与实际使用并不存在矛盾，只是对具体手段的作用产生错误认识，如上所述，迷信犯的错误是存在于对所使用手段根本性质的认识。这种情况下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的界限取决于行为人对所用手段与意图结果之间因果联系的认识是否涉及显著的无知错误，这种判断应以社会一般人为基础。如果这种错误认识一般人皆认为系属无知，则为迷信犯，反之，若行为人的手段、方法在其他人看来具有可能性，则可归为不能犯未遂。

　　（四）法律后果方面

　　迷信犯在各国刑法上基本都不作为犯罪处理，如日本刑法理论中的不能犯概念与迷信犯性质相同，是不可罚的行为，德国刑法中迷信犯属于不能犯未遂，但作为例外不予处罚，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迷信犯不具有刑法上的危害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不应受处罚。相反，不能犯未遂作为未遂犯的一种，应受刑罚处罚，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减轻、从轻或者免除处罚。《德国刑法典》中第23条第3项规定：“行为人由于对犯罪对象和手段的认识错误，其行为根本不能实行终了的，法院可免除其刑罚，或酌情减轻其刑罚”[20]，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结语

　　在分析不能犯未遂概念基础上，本文认为，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之间存在诸多重要区别，不能犯未遂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社会一般人能从其行为产生法秩序遭到破坏的印象，而对于迷信犯，一般人并不会将其与犯罪行为联系起来，并不具有危险性。另一方面，迷信犯主观上并不存在行为构成故意，不能犯未遂存在犯罪故意。同时，不能犯未遂中的手段不能犯与迷信犯都存在认识错误，但在具体内容方面则存在一些区别。迷信犯因为没有犯罪故意，不符合犯罪构成，并不能成立犯罪，而不能犯未遂作为未遂的一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注释】

[1]柯耀程：《刑法的思与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2]郑军男：《不能未遂犯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3]（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34页。

[4]（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27页。

[5]黎宏：《刑法中的危险及其判断——从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出发》，《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6]柯耀程：《刑法的思与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7]（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35页。

[8]黄荣坚：《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