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搞活建筑业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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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必须加快发展。但是，现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不适应我省实行“开放、搞活、特殊、灵活”的政策，必须进行改革。为了搞活建筑业，提高基本建设的经济效益，加快我省经济建设步伐，现将有关政策暂行规定如下：
一、改革建筑业现行的以行政手段分配建设任务的老办法，对国家计划内的基本建设工程逐步推行招标、投标。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外省、外地区施工企业来本省、本地区参加工程投标；建设单位可择优录选设计、施工单位，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有领导地开展施工企业之间的竞争。
今后国家计划内的工程项目（包括利用外资、侨资工程），凡设计、资金、场地、材料、设备落实的，均可由建设单位或其主管部门进行招标；暂不具备招标条件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也可以择优选用施工单位。参加投标企业不受地区和企业所有制限制，但必须具有法人地位，企业等
级必须与投标工程的规模相称。投标企业要根据工程标书要求，核算标价，提出工期、质量和保证措施等。建设招标单位根据各投标企业的工程标价、质量、工期以及企业素质、社会信誉等，与基建主管部门、建设银行等有关部门共同组织评标，确定中标企业。
投标企业中标后，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国务院国发〔1983〕122号《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以及标书确定的原则，同建设招标单位签订投资承包经济合同。合同一经双方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合同条款，履行各自的权力和职责；不论那
一方不信守合同条款，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受损失一方有权提出赔偿，造成损失一方应按合同规定予以赔偿。
招标、投标、评标工作由各级基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招标具体办法另行颁发。
二、为了明确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职责，加强经济承包责任制，全省基本建设建筑安装工程，可继续按原省建委闽建施（82）21号《福建省建筑安装工程实行施工图预算包干和住宅工程按平方米造价包干的暂行办法》执行，积极推行承包工程包干制。
凡实行按施工图预算包干或施工图预算加系数包干的建筑安装工程，今后施工图预算逐步由施工单位编制过渡到设计部门编制。施工图预算经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建设银行共同审定后，由建设银行监督执行。
施工单位以单位工程为对象，施工图预算为依据，实行包工、包料、包费用，一次包死，除设计有较大变更外，一律不准中间签证。对工程材料差价，除国家统一调价外，工期在一年以内的不准调整；工期在一年以上的，一年以后工程所使用的材料，差价部分经基建主管部门批准后，
允许一年作一次调整。
住宅工程实行按平方米造价包干后，各地（市）基建主管部门应结合本地区情况，抓紧制订出若干标准住宅建筑设计类型的平方米造价和“三材”耗用指标，作为施工企业实行包干的依据。
包干工程竣工时，施工企业不再办理工程决算，只由建设银行对包干合同规定允许调整的工程造价进行审核后，即可办理工程结算。
三、严格实行建筑安装工程定额工期奖罚制度。施工企业与建设单位应签订工期奖罚合同条款，提前工期有奖，推后工期罚款。提前工期奖的奖金主要用于企业提前工程的措施费和参加施工生产职工的集体福利和奖金。该项奖金不列入上级核定的企业奖金指标控制范围。施工企业因自
身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工程任务，则应按合同规定赔偿因延误工期给建设单位造成的损失，其赔偿费不得列入成本，应由企业留利和承包工程的职工共同负责支付。
工期定额暂按原国家建工总局一九八一年颁发的《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执行。工期奖罚办法仍按原省建委闽建施〔82〕21号《福建省建筑安装工程合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条款执行。
四、改革现行的工程质量监督办法。省、地、市基建主管部门均应设立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行使对承包工程质量的社会监督职责，实行工程质量第三方认证制度。竣工工程非经监督检查机构检验合格，不得交付使用。工程监督站对所承担的监督、测试工程项目的取费办法和取费标准
另行规定。在各级工程质量监督站未成立前，暂行企业自我监督和基建主管部门监督相结合的办法。
五、进一步完善施工企业利改税制度。根据我省建筑业的实际情况，参照全国建筑业税率的平均水平，全省建工系统施工企业的税率按百分之四十三计征；非建工系统施工企业仍按原税率计征。税后留利，企业有权自行支配。
六、实行灵活的用工形式。施工企业可以同时使用全民工、集体工和合同工，但内部必须严格实行权责利相结合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把整体施工任务分解成单位工程，搞层层分包，落实到包工队或班组。同时企业内部要改善经营管理，加强成本核算，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七、企业内部的分配，实行以国家统一劳动定额（含国家允许省调整幅度）为标准的计件工资制或单位工程经济包干责任制，职工按劳付酬，多劳多得，工资高不封顶，低不保底。工资基金按劳动部门批准的产值工资含量控制。计件超额工资，允许列入工程成本核算。国家规定的原材
料节约奖可在工程成本中列支。
技术改造措施项目中的基建工程部分可参照本规定执行。厦门经济特区可根据特区的实际情况由厦门市人民政府自行规定。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问题，可向省基建主管部门反映，以便进一步进行修订。



1984年4月18日
检察官与律师：对手而非“冤家”

　　　　　　杨涛


《律师与法律》2004年第九期报道，安徽省淮北市一位当地有名的律师、某学院教授王宏柱，目前在为一起挪用公款案的辩护时因涉嫌伪证被淮北市检察院逮捕。而王宏柱一直是淮北市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据称，“王在检察院数次自侦案件的庭审中为被告人进行无罪辩护，令检察院个别人对其颇为恼火。”
检察官与律师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儿，在“纠问式”诉讼模式盛行的封建社会年代，，法官兼有审判和起诉的权力，也就没有检察官，而被告人是诉讼的客体和对象，毫无诉讼权利可言，也就不会存在为被告进行辩护的律师。封建社会的“讼师”还称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律师，顶多在法庭外为原、被告出出主意罢了。
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诉讼制度的民主，起诉和审判的分离，当事人取得了诉讼权利以后，检察官和律师才可能出现。公元14世纪，法国最早出现了代表国家利益进行起诉的检察官，随后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相继建立了检察制度，前苏联还建立了具有特色的承担国家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制度，英国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才确立检察制度，但是在这以前，警察承担了起诉职能。当然，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也是大致从这一时代开始萌芽、逐渐发展，今天，律师已经成为公民权利不可或缺的“保护神”。
然而，这对孪生儿似乎天生就是对手。检察官代表国家利益，负有打击犯罪，控诉犯罪的职能，他们要把那些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送上法庭，要想方设法让被告人接受惩罚。在计划经济年代。律师曾经也是国家工作者，因而曾经出现过律师与检察官一起在法庭上谴责被告人的不合律师职业逻辑的现象。但现在我们都知道律师是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力争不让每一个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受到国家公权的践踏，千方百计减轻或者免除被告人的处罚。于是，检察官与律师之间的对话与博弈就不可避免，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法庭外的暗中较劲绘制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在法庭上的较量，检察官和律师几个回合的你来我往，互有输赢。不过在法庭外，律师恐怕不是检察官的对手，“辩护人帮助毁灭、仿造证据罪”成了律师们的梦魇，一些律师戴着这顶帽子饱受牢狱之苦。检察官在这场对话中无疑是强者，因为他们掌有国家公权，而律师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也不过是一介公民而已。
围绕在法庭外检察官和律师的较量，我们看到的确是有些残酷，有时甚至成了“冤家对头”。一些律师刚刚从与检察官鏖战的法庭上出来，这边警察和检察官就将其送进了看守所。而据统计，大多数以涉嫌“辩护人帮助毁灭、仿造证据罪”拘留、逮捕的律师是无罪的，因而，许多律师感言：“刑事辩护风险太大”，公权力肆意扩张可见一斑。不过，在这场冲突中，把板子都打在检察官身上似乎也不妥，同样以涉嫌“辩护人帮助毁灭、仿造证据罪”拘留、逮捕的律师为例，尽管说大多数律师是无罪的，但这其中又有许多律师的确存在违规的行为。这与律师的市场性有关，律师要在市场中生存，而市场的竞争又是残酷的，有些律师便不惜违规违法来满足当事人，像曾经代表过成克杰案的鼎鼎有名的大律师张建中也会帮助当事人仿造证据，看来律师的自律和外部监督也必不可少。
检察官和律师并非没有关系密切的。一些情形发生在检察院主动请律师来为自己“挑错”帮助改善工作，诸如请律师进入“专家咨询委员会”等等；另一情形便是发生当检察机关握有诉讼程序处理权时，如不批准逮捕、不起诉，一些不法律师与检察官勾兑，利益共享。
有趣的是，由检察官启动的对律师进行刑事追诉情形居多，而同为打击犯罪的一方公安机关启动追诉却较少。这大概是一方面因为检察官和律师面对面直接发生的激烈的对抗，诉讼成败直接关系检察官的工作业绩，另一方面，检察官直接侦查的贪污受贿案件对于被告人的口供信赖更强，一旦律师介入后被告人翻供，检察机关的证据系统就面临崩溃。
　　从理论上讲，尽管检察官和律师这对孪生儿似乎天生是对手，但并非不可调和的“冤家”。因为，检察官不简单等同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他不能仅仅以追求胜诉为目的，而是负有“客观性公正”的义务，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也要收集无罪证据，因而就不能视律师为“冤家对头”。而律师也不能为追求胜诉而不择手段，律师不仅要遵守法律的底线而且也要做社会良心的代言人，从追求正义的角度，其实检察官和律师是一家人。
在我看来，不让对手成为“冤家”，要开的第一个处方当是制约检察官的公权力，让检察官的公权与律师的权利达到平衡，让律师在法庭上检察官真正平等对抗，实现“控辩平衡”。前不久，检察机关出台了保障律师权利的一些规定，我不否定，这些规定有积极的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实现律师的权利，但是单单指望这些规定来保障律师权利未免显得幼稚，因为这只是检察官的自上而下的监督而已，本质上也就是一种自律。由“对手”来保障自己的权利，我不知道是律师的福音还是悲哀。事实上，律师权利要由法律来保障，要中立者来保障，比如赋与律师的比较完整的调查权，一定意义上的豁免权，比如律师权利受到检察官不当限制时，请求法官裁决的权利等等。
第二个处方是要加强律师们的自律和对律师的外部监督。律师要把尊重客观事实，不毁灭、仿造证据当作自己的职业底线，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实，律师不能泄露，但没有的事情，律师万万不能编造，这才能改变一些律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唯利是图、蝇营苟且的形象，也不至于触动法律的“雷区”，遭受法律的制裁。
最后一个处方，在我看来，对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帮助毁灭、仿造证据”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妨设立一个中立的机构来进行调查、侦查。以往，对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这一类犯罪行为是由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由公安机关侦查，但是并没有强有力制约检察机关的一些滥用公权打击报复的行为。因为公安机关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属于“控方”的范畴，诉讼的成败与其也有密切关系，就是在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因为检察机关有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职能，也能让较轻易地启动对律师的侦查程序。因而，在诉讼中对立的双方引入另外一个机构对律师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调查、侦查，能更大程度上做到中立和公正。
在法庭上，如果一个如同巨人般的检察官与一个小孩般的律师在对抗，那就不是真正的诉讼，当然律师在用不正当手段帮被告开脱罪行，那也无法实现民众心中的正义。我们希望这两个对手以平等的姿态光明正大地在法庭上对抗，把正义送到千家万户。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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