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


　　　湖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１６７号
《湖南省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已经２００３年４月８日省人民政府第４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代省长　周伯华
二００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一条　为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财政部门负责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及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经费并依法进行监督；统计、物价、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审计、公安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在民政部门的指导下，具体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
居民委员会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机关委托，承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企事业单位未在城区且居民委员会不便管理的，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机关委托，由单位工会负责最低生活保障的申报、日常管理等工作。
第四条　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需资金，由省、市州、县（市、区）民政部门根据保障人数编制年度用款计划，经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审核后据实足额列入财政预算。保障资金除中央财政补贴部分外，其余资金实行分级负担的原则。中央财政和省财政补贴各地的资金由省民政、财政部门审核后，下达给市州财政，与市州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统筹使用。市州下达给县（市、区）财政的资金，与县（市、区）财政安排的资金一并使用。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
第五条　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保障对象，应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及变动，按照《条例》第六条规定执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年至少公布一次。同一城市、同一县（市）执行同一标准。
第六条　持有本省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以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家庭成员包括下列人员：
（一）配偶；
（二）共同生活的子女；
（三）共同生活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四）与兄、姐共同生活的父母双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
（五）父母双亡且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作为监护人的未成年或者已成年但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
（六）民政部门根据本条原则和有关程序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七条　家庭收入是指家庭成员的全部实际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包括下列内容：
（一）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及其他劳动收入；
（二）离退休费及领取的各类保险金；
（三）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
（四）从政府或者企事业单位获得的一次性收入；
（五）储蓄存款、国库券等有价证券及利息；
（六）出租或者变卖家庭资产获得的收入；
（七）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费、扶养费或者抚养费；
（八）继承的遗产和接受的赠予；
（九）其他应当计入的收入。
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按申请人提出申请前３个月的月平均收入计算。
家庭成员获得本条第一款第（四）、（五）、（六）、（八）项的收入，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及税费后，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月分摊计入家庭收入，计完为止。
第八条　下列金额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特殊贡献，政府给予的奖励金，政府发给的特殊津贴，省级以上劳动模范退休后享受的荣誉津贴；
（二）优抚对象享受的抚恤金、补助费、护理费及保健金和义务兵家属优待金；
（三）为解决在校学生就学困难，政府、社会及学校给予的补助金、奖学金；
（四）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的临时性生活救助金；
（五）因工（公）负伤人员的工伤医疗费、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残疾人辅助器具费以及丧葬补助费、一次性抚恤费；
（六）在职人员按规定由所在单位代缴的住房公积金及各项社会保险统筹费。
第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二）当年非生活性开支过大或者经常自费参加高消费娱乐活动的；
（三）有购买股票或者其他投资行为的；
（四）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经就业服务机构３次介绍就业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
（五）有赌博、吸毒、嫖娼行为未改正的；
（六）劳教和服刑期间人员。
第十条　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户主通过居民委员会或者承担最低生活保障申报工作的单位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如实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居民户口簿、户主及其家庭成员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三）家庭成员收入证明；
（四）省民政部门规定应当提供的其他材料。
申请对象家庭成员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还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由所在单位的劳资人事部门出具收入证明；
（二）离、退休人员提供领取离、退休养老金的证件或者有关凭证；
（三）领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或者失业保险金的，由其相应的管理机构出具证明；
（四）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身体健康的人员由有关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提供就业状况证明；
（五）残疾人提供残疾人证；
（六）家庭成员中有农业户口的，提供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农业收入证明；
（七）因夫妻离异涉及有关抚、扶养义务的，提供离婚判决书或者调解书。
第十一条　申请对象的户口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向户主户口所在地申报。

一家多户口的，向家庭经常居住地申报。
一户不得多地重复申报。
第十二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审批程序，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居民委员会或者承担最低生活保障申报工作的单位收到申请后，由居民委员会或者承担最低生活保障申报工作的单位成立的最低生活保障评议小组，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在个人自报的基础上进行民主评议，提出补助金额意见，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审批表》，连同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报街道办事处。
街道办事处进行初审，并将有关材料和初审意见在收到申请之日起１５日内报县（市、区）民政部门。
县（市、区）民政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１５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对符合条件给予批准的，应当按照《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区分不同情况，确定救助标准；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居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机关必要时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
居民委员会及承担最低生活保障申报工作的单位应当设立公示栏，对民主评议结果、初审结果。审批结果分别进行公布。对张榜公布的结果，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提出异议；对有异议的，负责作出结论的单位应当进一步核实，情况属实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民政部门的批准结果在张榜公布后５日内无异议的，发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第十四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属社会救济专项资金，财政、民政部门应开设专户，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市州、县（市、区）财政部门应当按时将最低生活保障金直接划拨到同级民政部门开设的专户，实行封闭运行，保证按月发放。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使用应当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第十五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将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拨付给街道办事处的帐户。民政部门应当建立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发放总帐、明细帐，进行会计核算，并向财政部门报送会计报表。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发放明细帐和保障对象台帐，并于月底前由县（市、区）民政部门汇总后逐级上报上级民政和财政部门。
第十六条　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货币形式按月发放；必要时，也可以给付实物。
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可以由街道办事处直接发放，也可以由管理机关委托居民委员会或者金融机构代发。集体供养对象的保障待遇由供养单位统一领取。
第十七条　保障对象应当定期通过居民委员会或者承担最低生活保障申报工作的单位向管理机关报告家庭收入情况。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及承担最低生活保障申报工作的单位应当对保障对象家庭收入和人员的变化情况定期进行核查，及时上报县（市、区）民政部门办理保障待遇的增、减或者停发手续。
第十八条　保障对象户口迁移的，原管理机关应当为其出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证明，连同户口迁移证办理保障待遇迁移手续，并按迁入地的标准享受保障待遇。跨街道办事处的，同级管理机关直接办理；跨县（市、区）的，由街道办事处提供证明，县（市、区）民政部门办理；跨市州的，由县（市、区）民政部门出具证明，市州民政部门办理。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劳动和社会保障、建设、教育、工商、税务、卫生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及省有关规定，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对象给予救助，减免有关费用，并对保障对象进行就业扶持。
第二十条　在就业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城市居民，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参加其所在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组织的治安、环保、卫生等公益性劳动服务。安排公益性劳动服务时，应当根据保障对象的身体状况、劳动自救等情况合理安排。
第二十一条　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档案管理制度。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应当逐步实行网络化信息管理。
第二十二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机关受理和审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手续费、工本费等任何费用，也不得附加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之外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三条　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审批工作的人员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拘私舞弊、滥用职权的，按照《条例》第十三条处理。
城市居民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按照《条例》第十四条处理。
第二十四条　持有非农业户口居住在乡（镇）的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按照本办法执行。
居住在乡（镇）的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申报、审批程序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TC与劳教戒毒模式的比较研究
——兼论两种模式的冲突与协调


江苏省句东劳教所 李 颖

TC（Therapeutic Community）即治疗集体（或治疗社区），是美国戴托普（DAYTOP）国际公司建立的从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多学科结合角度对药物滥用者进行治疗及善后服务的自愿戒毒模式，是目前国际上影响较为广泛的戒毒模式之一。劳教戒毒是我国强制戒毒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戒毒业务由专门劳教戒毒所和综合性劳教所中设置的戒毒大中队负责执行。
一、 TC与劳教戒毒的运作理念
戒毒模式运作理念着重体现在治疗手段的属性定位、治疗对象的身份定位和治疗效果的评价定位三个方面。
1、治疗手段的属性定位
TC的治疗手段实际上是一种方法体系，也是一个手段流程，既有同一阶段（横向）的不同方法，如“治疗社区”阶段中的“职能工作”、“小组活动”、“个案处理”（等行为及心理学方法）；也有不同阶段（纵向）的不同手段，如“治疗社区”中的“职能工作”与下一阶段“重返社区”中的“洗车场”。每一种方法、每一段流程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功能，如“治疗社区”阶段中的方法着眼于促进“人格的成熟，心理的康复，为‘重返社区’打基础”；“重返社区”阶段中的“洗车场”在于“让居住者学习一种新的职业态度及能力，为回归社会作准备”。而整个（纵向）流程的功能则体现在“当居住者重返社会时，他将发现社会的这些要求正是在治疗社区中所学习和体验的。居住者将……摆脱吸毒者亚文化群体，恢复主流社会生活态度，从根本上改变人本身，从而戒除毒瘾……”可见，TC的治疗手段强调对居住者“生理脱毒、人格成熟、心理康复、职业态度的养成、职业技能的形成”的恢复性救助，从而为回归社会打基础、做准备，即侧重于“康复”。
而劳教戒毒中的治疗手段大多（或仅仅）表现为生产劳动，其追求经济效益的功利性效应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执法与行政管理中，如民警工作绩效考核、执法活动中生产效益的单纬度评价标准论。即治疗手段仍停留在传统的缺乏现代矫正意义的层面——社会本位的治安防控，而非公民权利本位的罪恶习性的矫正与生存技能的恢复或培养——“给你一次重新做社会主人的机会”——以惩戒功能的弱化，救助功能的凸显，社区关系的修复，与被害人关系的改善为基础，类似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切纳市建立的首个“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计划”（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于是，惩戒成了其治疗手段（生产劳动）功能性的重要且主要体现，铁窗、铁门、高墙便成为这一功能的器物态必然或标志。
2、治疗对象的身份定位
TC首先认为药物滥用者是一位因吸食不良物质，其人格和心理发育受阻，甚至倒退，必须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的病患者，所以在注重生理恢复、心理康复的同时，更主张“给予他们‘有责任的关心和爱’，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这是TC治疗的基础，基于这种融洽、信任和关爱，居住者便能够主动地按照医生的要求改变自己的行为、思想、情感，努力挖掘“个人经历”这一重要资源，充分利用“成就”、“成就感”这种动力体验，坦然接受来自医生以各种方式实施的激励和鼓励，自觉效仿为己树立的“成功个案”，从而树立信心、坚定信念、保持操守——这便是TC治疗中成功的良性互动，也是目前我国强制戒毒模式所欠缺的品质。
劳教戒毒的首要规定性是对吸毒违法行为的惩戒，戒毒功能次居其后。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戒毒对象首先被贴上了违法行为人的标签，而不是TC中应受医生呵护的“病患者”，受到否定性评价的不仅仅是其行为，还包括整个人本身。
3、治疗效果的评价定位
TC对居住者是以生理恢复、心理康复、良性行为方式的形成为评价指征的，评价指征以健康问卷、心理测试量表、行为量表等实证研究成果为理论支撑，其测量指标是经过大量调查问卷、临床实践、统计学处理的量化数据表达，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劳教戒毒模式对治疗（改造）效果的评价则仍然定位在传统管理模式中规定的日常行为表现、劳动定额的完成及在各类竞赛活动中的特别表现上，将劳教戒毒人员的戒毒成效课以传统评价标准，而非实际的戒断情况，是很不科学的。这就与TC形成了鲜明的评价反差。
二、TC与劳教戒毒的价值内涵与价值目标
1、价值内涵中的传统与现代
笔者以为TC的价值内涵应包含“生物—医学—行为模式”的治疗理念。传统戒毒疗程（当然地包括强制戒毒），无论是治疗方案的综合性，还是控制手段的多样化，实际上都只完成了戒毒的初始步骤——生理脱毒，单纯的生理脱毒并不能使戒毒人员真正戒除毒瘾，忽略的却是更为重要的生理脱毒之后心理、行为、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康复治疗。药物成瘾不能仅仅归因于生理依赖，而要着力解决也着实难以解决的是由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心理或精神依赖。“生物—医学—行为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崭新也更为广阔的视野——从生物学领域寻求致瘾诱因、致瘾因素、成瘾机制、成瘾表征，在医学平台探索戒除路径、戒断方案、戒断医学评估，并将倡导建立健康行为模式作为戒除毒瘾、保持操守的戒毒工作的重要内容。
与TC截然不同的是，劳教戒毒的价值内涵却表现在预防，体现于教养。劳动教养“预防”功能的价值定位缘于法规制定时的治安形势及政治需要，在被赋予戒毒使命时，并未做好制度上的准备，使得劳教戒毒也沿袭了母体（劳动教养）的“性格”——预防——将对吸毒违法行为的打击仅仅定位在维护“社会主义的良好秩序”上。时至今日，预防的“性格”依然如故，这只是一个层面。另一层面便是教养，教养的提出既缘于处理“不够判刑，但又游手好闲、违反法纪”的“坏分子”的政治需要，也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养哲学，又深受马克思改造人的学说与中国预防犯罪实践的影响。正因此，劳动教养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的内涵。与预防功能不同，教养被赋予了新时代的意义，日渐突出其现代矫正内涵：“……以教育感化为主，并辅以治疗，制裁为次；通过教育、医疗，使违反法律的人又成为合格的公民回到社会，而不是要消除、隔离、报复他们……”
于是，便呈现出TC与劳教戒毒的价值内涵之间、劳教戒毒中预防与教养层面之间，传统与现代元素相互碰撞、相互交织的景象。
2、价值目标里的碰撞与默契
TC（美国戴托普国际公司）是非盈利性民间组织，运作经费全部来自于民间捐赠，其设立与运作也完全是一种民间行为，居住者可以免费入住接受治疗。TC的价值目标在于使每一位前来治疗的药物滥用者摆脱毒品的困扰，恢复生活的本能，即致力于追求个体社会功能的恢复与发展，人格心理的成熟与完善，行为模式的建立与促进，而不在于赢利多寡、获益贫丰。
作为政府行为，劳教戒毒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采取劳动教养的办法，将这些人员……放到国家指定的地方，替国家做工……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工作……”沿用的仍然是传统范式化改造，这与TC着重个案化治疗有着理念上的差异、观念上的区别、操作上的不同。（“个案化矫正”与“个别教育”也有着上述区别，并非同一概念或近似概念。“个案化矫正”首先注意并寻找个体差异，认为差异性是制订矫正方案、实施矫正计划的前提或基础，并将差异作为解释行为异常、思想波动的根据。而“个别教育”只是一种教育形式，与“集体教育”相对应）可见，劳教戒毒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一系列教育形式与方法——“使善者从风而向化，恶者革面而洗心”，“矫正一切可以矫正者，不可矫正者不使为害”，从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
一个注重微观个体，一个关注宏观社会，可见，劳教戒毒的价值目标是继“理念、观念”之后，与TC的又一次碰撞，当然这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立场与利益群体的不同是密切相关的。
有碰撞，也有默契。在个体矫正层面上，二者终于趋向了一致，只不过是目标与手段的区别罢了——TC是以个体矫正的实现为目标的，而劳教戒毒却视之为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手段，从而，也显现出了中西方教养哲学中人文涵蕴的差异。
三、模式运作要素的比较分析
要分析模式的作用机理，就要认真剖析其要素。笔者从模式的启动、成员组成、模式制度、激励机制等要素入手，比较分析两种戒毒模式的特点，揭示差异，探求规律，为运作理念的借鉴、模式要素的移植提供理论先导。
1、模式的启动
TC的启动是以吸毒人员的自愿申请为标志的，但申请的提出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加入TC。能否加入，要看院方组织的“接诊结果”和“全体家庭成员”的“去留决定”。TC规定，凡进入治疗社区的病人除要接受毒品安全检查外，还要接受由工作人员、协调员、组长、新成员组成的“接诊”组进行的“检查”或“反省”，“接诊”后由“全体家庭成员”依据其行为表现和工作态度决定其去留问题。
劳教戒毒模式的启动与劳教机关并没有关联，而由审批机关（公安机关）依法定程序决定。与TC有着本质区别的是，劳教戒毒具有行政执法的性质，这是由劳动教养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病人”的自愿申请并不能启动劳教戒毒模式，而是必须首先有“复吸”这一违法行为的存在，由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劳教戒毒机关只负责执行。这也是我国自愿戒毒与强制戒毒的重要区别。
简言之，劳教戒毒模式的启动是以审批机关对“复吸”违法行为人劳动教养决定的宣告为标志的。
2、成员组成的比较
TC中的成员，按照职务高低不同可分为协调员、组长、领班、组员。工作人员有行政管理人员、医生、心理咨询师、护理人员及志愿者。
劳教戒毒模式的成员，即劳教戒毒人员，一般没有上述职能清晰、责任明确、严格系统的内部分工。所谓分工，也仅仅是习艺劳动中不同流程与岗位的简单划分与设定。至于其工作人员即是指从事劳教戒毒工作的警察。
两种模式中成员之间的关系有“等级”之同，也有“处遇”之异：如，均设定了一定梯度的地位等级，TC称之为“金字塔”式“特权”等级，劳教戒毒模式谓之“管理等级”，并且不同等级分别兑现不同处遇，设立目的在于通过等级梯度差来调动成员积极性。区别是，两种模式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不一致。TC中，不同等级成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指令或支配关系，如“协调员”有向下级发出指令性任务的“权力”（姑且称之为“权力”，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认可的规则约束，即不具备产生“权力相对人”权益损耗的权威，TC“权威”的产生基础在于成员都认可一个约定的类似于法律的规则），而劳教戒毒中，成员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甚至“指令性、支配性”关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处遇的差异，当然，这又和所内非正式群体如班王组霸、地域性帮派对其他成员的“指挥”、“支配”性质不同。
另一重要之别是，TC的居住者与工作人员之间的角色有单向转换的可能，即居住者通过自己出色的表现——操守的长久保持——可以转换成为工作人员，如“咨询员”、“同辈辅导（人员）”，现行工作人员中有不少就是由前居住者或担任过协调员的高级居住者担任的。而劳教戒毒中不存在这种情况，劳教戒毒人员即便表现再出色，也不可能担任其工作人员——警察，但可以协助警察做好其他人员的管理教育工作。
3、模式制度的比较
两种戒毒模式制度的比较，限于行政管理、业务工作（戒毒流程）等内部管理规则范畴，笔者以为在法律制度方面不具备可比性，因为模式的建立分属不同领域——一个民间投资、管理自治，一个政府设立、依法管理。TC的制度特色是将工作人员与居住者的职责都进行了规范化与标准化，并建立了与之匹配的奖惩监督机制。如“行为准则”中“社区工作人员守则”、“戒断宿舍管理规则”、“治疗社区宿舍管理规则”就是对工作人员与居住者行为的禁止性规定，既规范职务作为，也调整个人行为；既明确公共事务管理，也强调个人内务规范。再如“社区管理机制”，既有不同事务组的事务安排，也有不同职务人员的职责内容；既有特权设置，也有约束措施。整个条款语言简洁、内容通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与TC不同，劳教戒毒仍旧沿用普通劳动教养制度体系，其相关制度（法规除外）大都以“部令、规定、准则、通知、办法、实施意见”等形式公布并形成体系，特点是形式多样、内容庞杂，涉及场所安全、所政管理、教育改造、执法执纪、队伍建设、生产管理、生活卫生等各个方面，制度综合性强、管控面广、层级鲜明，但因实际因素纷繁复杂，一些制度规定可操作性相对较差。
4、激励机制的比较
如上所述，TC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金字塔”式等级关系，地位的等级差异，解决了TC成员矫正的动力系统问题，而差异形成的目的论，则一直是激励机制所要解决并力图完善的课题。TC认为，“金字塔”格式的运用，实际上是以“特权”的形式反映居住者的工作、情绪、情感、压力、挫折感、即刻满足心理、应付困难的能力，以此促进居住者端正行为态度、匡正行为偏差、改善应激心态——运作实践也肯定了这种激励机制的积极功效。比较出彩的是，TC巧妙地将极富“亲和力”的奖惩措施糅合到了行为管理中，如对违反“戒断宿舍管理规则”的居住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洗碗或冲厕所1~3天的处罚，不服处罚的，可以上升处罚等次——“严厉批评”（talking-to）直至“剃头”（hair-cut），最严厉的莫过于“开除出院”——劝其放弃此次治疗——“自己没有给自己机会”。可见，这样的处罚更富感性、更显亲和、也更具成效——让居住者们自觉通过自己的出色表现赢得尊重、获得“升迁”，而不是“永久性”地被贴上“违法行为人”的“标签”。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反思劳教戒毒模式中的管理措施，比如，惩罚手段的过多运用，损伤的是戒毒者的积极性（动力系统），从而，削弱了戒毒的能动性，抑制了潜能和积极因素的开发与利用……除惩罚机制外，劳教戒毒模式也有奖励措施，但因戒毒工作的特殊性，这些措施的适用标准只是满足了普通劳教管理的需要，大多不适用于戒毒流程，如生理康复、体能恢复阶段就不能以是否完成劳动定额的标准来衡量和考察心瘾的戒断情况。
四、劳教戒毒模式的未来展望
（一）理念定位——执法思维反思
劳动教养制度已由过去“游民改造”、处理“坏分子”的政治策略，发展至今天稳定社会治安的调控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尤其针对以吸毒为典型的社会顽症的整治和以“法轮功”为代表的邪教的取缔，更凸显了其不可轻蔑的生命力，但在“法治”的拷问下——“功利性”能否作为“合法性”的存在依据——作为其子系统的劳教戒毒也难辞其咎。因此，立法才是劳教制度改革的出路，但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理念定位，实务中，问题突出表现在人本和法治理念的淡薄甚或缺失。
关于人本理念
笔者以为，劳教戒毒人员个体首先是独立的人——不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也不是法律关系的“客体”，而是戒毒工作和法律关系的主体。将戒毒人员置于“工作对象”麾下，定为“法律关系客体”范畴，说明在观念层面：我们没有充分认清戒毒者个体因素中的积极方面，而是一以惯之地将之定格为消极的对立面，却忽视了他们正是我们行之有效地开展工作的关键——工作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进行下去，工作成效只有借助他们才能体现出来。在法律层面：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法律所保护的为一切违法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一般表现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管理制度和社会秩序等，如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客体是不特定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侵犯的则是国家机关管理活动和社会公共秩序，而不明确地指向“人”。视劳教戒毒人员为“客体”实属认识上的偏差。
强调人本理念，意味着要充分认识并重视劳教戒毒人员的主体地位，切实调动并保护其主观能动性，通过主体（的一方面，戒毒警察也是劳动教养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主体的另一方面）——劳教戒毒人员的自觉努力积极体现戒毒成效；意味着要从器物层面、观念层面体现对戒毒人员的关注，侧重于生理和心理的康复、人格的改善、社会适应性训练，而非人身的限制、行为的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