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矛盾论析

傅丽珍 金亮贤
（丽水市职业技术学院，丽水学院政史系，浙江丽水，323000）


摘 要：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方面作了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别规定，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然而，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一方面并没有达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目的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目的，另一方面却又与刑法基本原则及树立刑法权威相矛盾，并与未成年人犯罪日趋恶化形成鲜明反差。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法制度；矛盾

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触犯刑事法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刑事犯罪案件和“犯罪人”①数量上占据着较大比例。由于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犯罪形成的原因、刑事责任的认定及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区别，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和制裁、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就成为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研究共同面对的特殊刑事法律问题。一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精神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竭尽彰现宽容与关怀。但是，这一制度精神并未达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引发了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的恶化趋向，导致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现行法律基本原则和现实法制环境产生一系列矛盾，对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从立法、司法实践及法学理论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已经非常必要。
一、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刑法目的和刑罚目的相矛盾
刑法目的是刑法制定者制定刑法期望达到的效果，或者说期望刑法所体现的价值。我国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体，两者的统一构成完整的刑法目的。就两者关系而言，保护人民是刑法的根本目的，惩罚犯罪是刑法的直接目的。从另一个角度讲，惩罚犯罪是实现保护人民这一根本目的的基本手段，惩罚犯罪是为了保护人民，保护人民就必须惩罚犯罪，任何对犯罪的不施惩罚或者对严重危及人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行为不规定为犯罪而不施惩罚的行为，都是对“保护人民”这一根本目的的背离。不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就成为毫无意义和不可能实现的空谈。
刑罚目的是指国家制定刑罚、适用刑罚和执行刑罚所追求的客观效果。关于刑罚目的可谓众说纷纭，观点各异，有“惩罚” 论、“改造” 论、“预防” 论及“消灭” 论等等，其中“预防犯罪论”在刑法学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贝卡里亚的那句名言，即“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犯罪再重新侵犯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②我们认为，刑罚的目的应该是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统一。如前所述，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作为刑法基本组成部分和重要实施手段的刑罚就更具有惩罚犯罪的直接目的，同时，也只有实现了这一个目的，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最终目的，才能实现对犯罪人的限制和消灭其再犯条件及其改造和感化功能，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慰抚功能及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威慑、教育和鼓励功能。
我国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一方面力图突破刑法古典学派行为本位的犯罪理论，一方面又未能充分借鉴刑法人类学派的“犯罪人”思想。结果使得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与刑法和刑罚目的南辕北辙。首先，它达不到保护人民的根本刑法目的。未成年人犯罪之所以与成年人犯罪在刑法制度上有所区别，唯一的原因就是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他们的心理成熟度和环境辨别度不及成年人。但是，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或反社会程度与成年人犯罪并没有什么区别，有的甚至情节更加恶劣、后果更加严重。仅仅从保护人民这一目的来讲，对他们所实施的危害人民的行为而认定犯罪和施加刑罚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但是，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一方面严格限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范围，把许多严重危害人民的行为不认定为犯罪，另一方面又对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给以非常轻宽的处罚甚至不处罚，为了挽救和教育犯罪的未成年人，却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以牺牲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以刑法公正这一根本价值原则的牺牲为代价，教育未成年犯罪人与保护人民利益失缺了起码的均衡。
其次，它达不到预防犯罪的刑罚根本目的。刑罚的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刑罚的根本目的则是预防犯罪。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特殊预防是指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一般预防是指预防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走上犯罪道路。但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无法实现这种功效。就特殊预防而言，未成年人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后，有的被司法机关不认为是犯罪而仍然滞留在社会，他们不乏有改过自新的情况，但更多的是继续或者将要继续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从而成为不为现行刑法所认可的“犯罪人”或者潜犯罪人。就一般预防而言，由于未成年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要么不认为是犯罪，要么认定犯罪后又从轻、减轻处罚或者不处罚，就给社会上其他问题少年树立了“做了坏事可以不受罚”的极其不好的榜样，“刑罚手段及其具体运用是发给社会成员的‘信号’”，③而现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所发出的“信号”却与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背道而驰。自1997年以来，尽管因新《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而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排除在犯罪之外，但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有上升趋势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公安部门的调查分析表明，近几年，我国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不满14周岁的儿童“犯罪”也有所上升。近年来，每年查获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作案15万人左右，比1996年多出1倍以上。比如，1979年北京市法院判处的少年犯仅118人，1989年迅速上升至1046人，增长近8倍。1999年，北京市法院判处的少年犯已达1482人。④江苏省自1998年以来，全省共审理14岁以上不满18岁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数为14647人，其中1998年为2347人，2002年为3563人，2003年上半年为1589人，比2002年同期1484人上升7.1％。⑤严峻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给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制制度的合理性和与刑法、刑罚目的的统一性产生了怀疑。
二、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刑法基本原则的矛盾
1、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矛盾。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含义是：处理刑事案件，对一切公民，都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对一切公民，该依法予以保护的，就应当予以保护，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严惩的，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加以严惩。这一原则既适用于不同的民族、职业、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公民的身上，也应当适用于不同年龄的人身上，特别是那些具有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能力的人，就更应该体现这一刑法原则。贝卡里亚认为，凡法律上规定的对犯罪的刑罚，对任何犯罪的人，都必须平等地不可避免地适用。量刑的标尺不是犯罪人的意图、被害人的身份或宗教罪孽，而只能是他对社会的危害。贝氏只是从司法上阐述了人人平等的重要性，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体现在司法上，同样体现在立法上，刑事立法上不公平，就不可能实现司法上的公平。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作无罪不诉、有罪不诉，现在又出现了对有的犯罪嫌疑人作暂缓起诉等等执法方式，本身就违反了刑法平等原则。而我国刑事立法上，对不满14周岁的人一律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本身就很成问题。（1）犯罪低龄化是当今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大特征，现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平均年龄已经降到15.7岁，许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犯罪当中，他们经常性地实施盗窃行为，甚至与其他成年或未成年人一起实施抢劫、伤害和杀人犯罪，他们已经具备或者基本具备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能力。然而，在从事了同样的危害行为之后，他们却与其他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而可以逍遥法外，人人平等的刑法原则被破坏殆尽，更不利于那些接受刑事惩罚需要改造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2）我国民事法律规定，已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而刑法把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定在14周岁，尽管两部法律调整不同的社会关系，但具有一定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必然地具有一定的刑事行为能力，也就应当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西方国家一般也是两者相一致的，这是法制统一的重要体现。我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法律实践上的平等，可是如果法律本身不平等，违背了事实上的平等，或者以制度法来破坏自然法的平等性，那么越加平等地执行这样法律，离真正的平等就越远。我们的刑法制度是不是一边从立法上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方面又从立法和司法上制造着不平等呢？
2、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矛盾。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是行为与结果关系，实施了违法行为，必然地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犯罪与刑罚之间要相称，即刑罚强度要与犯罪的危害程度相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只有在犯罪的社会危害越大、犯罪动机越强烈、所处的刑罚也相应地更为严厉时，犯罪与刑罚之间才能达到相称，“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⑥贝氏认为，罪刑相称并不意味着罪刑相等，如果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使犯罪造成的危害性与刑罚造成的痛苦之间相等，那么，只能用刑罚的痛苦抵消犯罪带来的利益，而不能起到用刑罚阻止人们犯罪的作用，不能发挥刑罚的威慑力，即罪刑相称是指在刑罚超过犯罪一定比例的基础之上的罪刑相称。我国刑法第5条尽管作了相应的规定，但这一原则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是不能完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的罪刑原则是重罪应当轻罚、轻罪可以不罚或者干脆轻罪不为罪。未成年人犯罪应该是重在预防，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在犯罪后违背刑法基本原则从轻发落，这种做法无疑给了这些未成年人蔑视法律的理由和重新实施危害社会的机会。
3、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矛盾。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而完整的含义应该不仅仅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它还包括另一层意思，即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为犯罪并设置相应的刑罚措施，法律不能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置之不理。可是，我国《刑法》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除了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八种犯罪之外都不以犯罪认定。这样做法从表面上看好象减少了未成年人成为犯罪人的数量，但从根本上无益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反而使他们成为“潜犯罪人”而给社会造就更多的未来犯罪人。费尔巴哈认为，强化人们对犯罪与刑罚必然联系的确信之有效途径，除对具体犯罪立即执行刑罚之外，尤为重要的是以法律预先明确规定各种犯罪及其犯罪后应受的刑罚处罚，由此，意欲犯罪者无论有何犯罪趋向，都将面临着刑罚的威吓，从而使刑罚的心理强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因为人是避免不快、追求快乐、权衡利弊之下进行活动的动物，如果把刑罚作为犯罪的后果预先予以规定，实施犯罪时立即执行法律上规定的刑罚，那么人们就会把不犯罪而产生的小的不快和因受刑罚而产生大的不快，合理地加以权衡，因为为了避免大的不快抑制小的不快而不去犯罪，就有必要在法律上预先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关系。”⑦费氏在这里既道明了刑罚的必然性、刑事司法的及时性，也道明了刑法的宽泛性和明确性。与刑法现代化的“刑法轻宽、法网严密”是统一的。如果我们的法律从制定时就开始让未成年人觉得刑法对他们“很无奈”，他们就失去了对危害社会与接受惩罚的关联性的焦虑，他们从事起危害社会的行为来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三、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树立刑法权威相矛盾
法的权威性问题是现代国家法治化程度高低的标志性问题。在以刑法中心主义为表征的中国，法的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刑法的权威性，它成为衡量我国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标尺（这与树立宪法和其他法律的权威性并不相悖）。但是，自古以来，既便是从“七九”刑法和“九七”刑法的实质性结构分析，“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厉而不严）”⑧仍然是我国刑法的典型性状。于是，为追求“法网严密而刑不苛厉（严而不厉）” ⑨的现代刑事法治标准从而欲树立刑法权威而进行的激烈批判重刑主义和主张轻刑化就成为近几年特别是新刑法出台后刑法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共同呼声。它完全符合刑法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和一元社会（政治国家）向二元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转变的现实。但是，学者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现象：尽管我国整个刑法制度体现“厉而不严”的典型特征，但就未成年人刑法制度而言，一直以来都是“不厉不严”，“九七”刑法愈加如此。严而不厉使公民对刑法产生厌恶与恐惧，这与刑法权威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但不厉不严同样让公民产生不了对刑法的亲近感和权威感。新刑法出台以后，更高的未成年人犯罪比例和更多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犯罪”现象足以说明，更何况新刑法已经把大量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犯罪人”排除在法定的犯罪人之外。犯罪与刑罚是相伴相随的，如果犯罪以后由于年龄或者其他的原因而可以不要受刑罚，那么就无疑给别人树立了一个极其不好的榜样，即在有的情况下犯罪是可以不要受刑罚处罚的，刑罚的权威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在司法实践中，为了事后挽救为目的，将大量的未成年人涉财、涉暴、涉色案件以无罪不诉、有罪不诉或者暂缓起诉的方式处理，更是对刑法权威的一种破坏。“严刑峻法”是封建社会对平民实行残酷镇压的一贯手段，这样的刑法自然得不到人民的信仰和拥护，法网不严因其本身带来的不公平就不会有权威性可言。但是，如果从严刑峻法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过于轻刑化，而法网依然不严或者更加不严，同样也无从树立刑法权威。我国未成年人刑法制度就是进入了这一个误区，从而达不到保护人民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四、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刑法安抚被害人功能之间的矛盾
刑法对被害人的功能主要是安抚功能，即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依法补偿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被害人要求惩罚犯罪的强烈愿望和正义呼声，使其精神创伤得到抚慰，愤怒情绪得以平息，尽快从被害所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是刑法最原始的功能之一，也是刑罚之所以成为刑罚的重要特征所在。刑罚权的行使由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同态复仇”发展到由国家公权代替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犯罪人实施惩罚，这本是社会进步的一件好事。然而，近现代以来对犯罪问题的认识却仅仅定性在“只是对国家公权的侵害”上，刑事法律关系也仅仅研究犯罪人与国家的关系，形成“二元结构模式”，忽视了犯罪对被害人个人权利的侵害。其实，被害人应该成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二元结构模式”只有改造成为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的“三元结构模式”才是正确的和科学的，真正提高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地位，加强刑法对被害人的安抚作用。⑩当前，我国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虽然在对被害人行使诉讼权利方面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包括存在被害人的经济补偿功能难以完全实现等缺陷，但从精神上基本体现了对被害人的安抚功能。但是，从新旧《刑法》比照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未成年人刑法制度在安抚被害人的刑罚功能上却是一种退步，即国家在没有对被害人做出任何新的救济补偿措施情况下，却出台了对犯罪未成年人更为轻宽的立法措施。在对待未成年犯罪人上，国家在行使了刑法“代位权”的同时却怠于行使刑罚权或者仅从教育视角不从均衡正义角度行使法外的“刑罚权”。这就无法实现刑法安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刑法基本的原始功能，从而导致矛盾激化，甚至引发新的犯罪，这方面的案例举不胜举。尽管刑法现代化已突破原始复仇思想，但安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刑法原始功能是无法突破也不应突破的，否则刑法就不成其为刑法。
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存在的诸多矛盾对社会稳定、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安抚被害人乃至对法律的公正性等方面都产生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必须加以改革。我们认为，要解决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所存在的矛盾，根本的途径和策略就是实现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的现代化，包括培厚未成年人刑法理论基础并形成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切实从制度上落实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思想、树立刑法信仰等等。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一味地把未成年人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或者不加区分地将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处罚，并不是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正确途径，倒是一种欲盖弥彰逃避问题的消极做法。正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未成年人刑法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注释：
①犯罪人是犯罪人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当代，关于犯罪人理论研究中，对犯罪人的定义有多种，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法规范角度的犯罪人概念和超法规的犯罪人概念，前者指刑事法律规定的构成犯罪的行为人，又称为狭义的犯罪人；后者指包括刑法规定的犯罪人以及给社会造成危害但刑事立法未加以规定要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又称为广义的犯罪人。在此所引用的是指狭义的犯罪人，即触犯刑法并应受刑罚处罚的人。在我国，狭义未成年犯罪人占总犯罪人数已经接近10%。我国刑法通过责任年龄之技术手段将大量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规定为犯罪，若将这些未成年人也计入“犯罪人”当中，即从广义上理解，我国的未成年犯罪人在所有犯罪人中所当的比例将大大提高。参阅张文，刘艳红：《犯罪人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
②[意]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③[挪威]约翰尼斯·安德聂斯：《刑罚与预防犯罪》（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④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http://www.edu.cn。
⑤王琦，周新国：透析江苏未成年人犯罪现象 ，淮南巡警网站：http://hnjc.chinaccd.net/2003年08月19日。
⑥[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⑦转引自赤坂昭二：《罪刑法定主义》，载《法学译丛》1981年第1期。
⑧⑨储槐植：《议论刑法现代化》，《中外法学》，2000年第5期。
⑩参阅许永强著：《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被害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交通部 公安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交　　　通　　　部

　　　　公　　　安　　　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共中央宣传部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文件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交公路发[2005]89号



--------------------------------------------------------------------------------




　　　　　　关于印发2005年全国治超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交通厅（局、委）、公安厅（局）、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宣传部、质检局、安全监管局、工商局、法制办，天津市市政工程局，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

现将《2005年全国治超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章）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章）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章）

二○○五年三月二日







2005年全国治超工作要点

交通部、公安部、发展改革委、中宣部

质检总局、安全监管局、工商总局、法制办

(2005年3月)



经国务院同意，交通部、公安部、发展改革委、中宣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安全监管局、法制办等八部委，从2004年6月起在全国集中开展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半年多来，经各地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车辆严重超限超载的态势得到有效遏制，道路交通事故明显下降，公路通行效率明显提高，合法装载车辆的运输成本明显下降，运输效益明显增加，运力结构得到初步优化和调整，治超工作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部分地方工作力度减弱、超限超载现象有所反弹，“大吨小标”车辆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个别路段出现交通堵塞，治超工作经费紧张等问题。为进一步做好2005年度全国治超工作，加大治理力度，经全国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特提出如下工作要点。

一、指导思想与目标

——指导思想：围绕温家宝总理作出的“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坚持综合治理，注重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建立长期、有效的管理体制，以巩固成果”重要批示，以及黄菊副总理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巩固和扩大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运输工作成果，综合采取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继续加大治理工作力度”的要求，按照“巩固成果、力度不减、突出重点、有效推进”的工作思路，在确保交通畅通和满足社会运输需求的前提下，提高政府对公路、车辆、运输市场的监管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继续保持和加大工作力度，坚持综合治理，逐步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坚定不移地做好2005年全国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

——工作目标：到2005年底，全国车辆超限超载率控制在6%左右，95%以上的“大吨小标”车辆的标定吨位得到更正。

二、具体措施和要求

（一）继续加大执法力度

1、继续保持路面执法合力。为确保治理工作成果，防止超限超载反弹，今年各级交通、公安部门要继续按照“统一口径、统一标准、统一行动”的要求，保证足够的路面执法力量，坚持联合治超，加强配合，对超限超载车辆继续保持严管态势，坚决遏制超限超载反弹。

2、按照统一标准依法严管。为避免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各地交通、公安部门要继续按照交通部、公安部、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通知》（交公路发[2004]455号，以下简称“455号文件”）的要求和超限超载认定标准，做好治超的执法工作。今年将根据“大吨小标”车辆标定吨位更正进展等情况，研究确定按照《关于在全国开展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交公路发[2004]219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规定的统一认定标准的执行时间。与此同时，各级公安、交通部门要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公路法》及《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超载超限车辆严格实施卸载，依法严管重罚，并根据超限超载的严重程度，在认定幅度内相应增加处罚额度。对于恶意超限超载的行为，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上限给予处罚。

3、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工作。2005年，各地在治超工作中要突出三个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工作：一是以超限超载重点监管车型为重点，开展路面执法工作。全国治超办将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分期分批地向社会公布超限超载情况严重的车型，作为各地路面执法工作中的重点监管车型；二是严厉打击以驳载为手段的短途超限超载运输行为；三是坚持全国联动并继续加大华北等地区的治理力度。

4、严厉打击抗法行为，净化执法环境。对于拒绝、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公安机关要坚决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努力为治理工作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5、加强执法检查，规范执法行为。在治超工作中，要严格落实治超工作“五不准”的规定，建立群众举报制度，全面接受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治超办和有关部门要不定期组织明查暗访活动，对违法乱纪的执法人员，一经发现，坚决予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

6、加强货物源头监管力度。对于公路沿线的小煤场及以各种名义建立起来的货物分装场，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要强行关闭；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要强化责任，特别是要强化货主和厂矿企业等有关单位的责任，确保运输源头装载符合要求；如发现经常放行超限超载运输车辆的，要责令停业整顿。

（二）严厉查处车辆“大吨小标”和非法改装

7、制定专门的管理和处罚办法。由发展改革委会同工商总局、公安部、交通部，制定专门的办法，对生产“大吨小标”车辆和非法改装的厂家和有关单位进行严厉处罚。从2005年4月1日起，对于新生产车辆，要严格执行《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国家标准（GB1589-2004），不再执行发展改革委2004年第31号公告要求。各地也要加大力度，建章立制，从源头上遏制“大吨小标”车辆的出现。

8、加快“大吨小标”车辆吨位恢复。对发展改革委公布的在用“大吨小标”车型，各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继续做好“大吨小标”车辆参数更正、行驶证换发工作，同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更正工作的进度进行排名，对排名靠后的地区实行重点督办，加快车辆吨位恢复工作进度。

对因特殊原因仍未公布的在用“大吨小标”车型，由发展改革委在今年年内发布公告予以更正，同时取消《公告》中相应的车型。更正费用由生产厂家承担。从2005年4月1日起，新生产的“大吨小标”车辆，由发展改革委取消《公告》中相应的车型，生产、改装厂家召回车辆，并承担车辆所有人的损失，已经上牌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9、运用经济手段促进“大吨小标”车辆恢复吨位。从2005年起，全国公路养路费按照下列原则计量征收：一是载货类汽车征费计量按照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载货类汽车质量参数调整更正表》核定。同一车型质量参数多次公布且前后不一致的，按最新公布的标准核定；二是未列入发展改革委《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载货类汽车，仍然按照交通部和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公路汽车征费标准计量手册》的标准核定。

10、严把车辆上牌关。各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车辆注册登记环节要严格把关，从2005年4月1日起，对于与《公告》公布车型技术参数不一致、不符合《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国家标准（GB1589-2004）要求的新增车辆，一律不予发放车辆牌照，以杜绝非标准车辆上路行驶。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及配套法规、违反国家有关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导致不符合安全规定的车辆登记、注册的，要倒查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11、集中打击车辆非法改装企业。继续开展车辆非法改装整顿工作。对于车辆非法改装严重的地区，由工商总局会同交通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质检总局采取联合行动，在今年年内组织专项整治行动，进行重点打击。对严重的车辆非法改装企业要严厉处罚，公开曝光，以进一步规范车辆改装秩序和行为。同时，对所有的非法汽车改装企业要逐步予以取缔。

（三）逐步建立治超长效机制

12、加快立法步伐，实现依法治理。《公路保护条例》已列入2005年国务院立法计划，交通部、国务院法制办要做好起草工作，使超限超载治理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

13、研究出台司法解释，追究严重超限超载车辆的刑事责任。力争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按照《刑法》等有关规定，对于对桥梁和重要公路设施造成严重破坏的超限超载车辆，要依法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

14、实施和规范计重收费。结合部分地方计重收费试点工作，以华东区域为重点，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计重收费工作。通过经济和价格手段，鼓励车辆合法装载运输。但对超过公路承载能力的货运车辆，可采取加重收取通行费的方式，切断运输业户超限超载运输的经济链条。同时,结合养路费和通行费征收方式等政策的调整，进一步调节超限超载的经济利益关系。

15、降低通行费标准，降低运输成本。从2005年1月1日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物价部门要按照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降低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的意见》的要求，切实做好收费标准的降低调整工作，以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益,提高多轴大型车辆在运输市场的竞争优势。

16、合理设置超限超载检测站点。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做好国省干线公路超限超载检测站点的规划和设置工作，加快超限超载检测站点规范化建设。在新建公路时，要结合国省干线公路超限超载检测站点布局规划，将检测站点作为公路附属设施的组成部分，实现与公路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运营。对现有的公路，要根据检测站布局规划进行调整；站点数量不能满足工作需要的，要及时增设必要的固定和流动检测站点。对所设置的超限超载检测站点，其投资要纳入年度建设计划，交通部给予适当补助。同时，要加强管理，充实人员，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使超限超载检测站点建设规范化、治超工作制度化。

17、加强对运输市场的监管力度。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加大对违法实施超限超载运输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及为其违法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的监管、处罚力度。

要进一步完善货运企业和营运驾驶员信誉档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主管部门和运输管理机构要根据2004年记录的超载超限违法信息，对于部分超限超载严重的货运企业和营运驾驶员，要依法予以严厉处罚。对于超限超载违法记录次数超过3次的营运驾驶员，要责令其参加不少于一周的货运法律法规、货物装载等基本知识的培训，并重新考试；对于有超限超载登记的营运货车超过总数5%的运输企业，要向社会公布，并责令其停业整顿。

对有擅自改变车箱长度或拦板高度等改装营运货车行为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擅自改装机动车辆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要责令改正；有违法收入的，没收违法收入，并处违法收入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收入或违法收入不足1万元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其经营许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允许超限超载车辆出站的道路运输站（场），应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确保交通畅通和物资的正常运输

18、确保交通畅通。在治超工作中，各地公安、交通部门要密切关注公路交通流量情况，加强交通组织和疏导，坚持保畅优先的原则。对于货车流量特别大的路段，要配置动态称重设备，提前识别超限超载车辆，减轻检测站的工作量，减少治超工作对正常行驶车辆的干扰。一旦出现交通严重堵塞的情况，要坚持保畅优先的原则，对明显不超限超载的车辆，可先放行，减小检测范围，缩短拥堵时间，防止因治超而造成交通堵塞。

19、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车辆。各级公安、交通部门要继续按照《实施方案》，对重量不超的不可解体物品和冰箱、彩电、汽车等规则尺寸物品的运输车辆，以及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要督促企业落实责任制，规范货物装载行为，切实把好车辆“出门关”，在运输途中原则上不实施卸载措施。

对于目前配备非转向、重型可举升空气悬架系统的车型，如已经列入国家发展改革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且符合《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国家标准（GB1589-2004）要求的，各地交通、公安部门在路面执法时，暂以公告核定的质量参数为依照，认定车辆是否超限超载。如不符合《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国家标准（GB1589-2004）要求的，由发展改革委结合公告发布予以更正。对发现实载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未将悬架浮桥落地使用的，要予以处罚和纠正。

20、继续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的“三不”政策。各级公安、交通部门对于整车运输蔬菜等鲜活农产品的运输车辆，要继续坚持不扣车、不卸载、不罚款。但要将超限超载的违法信息通报给车辆注册地有关部门，由车辆注册地公安、交通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要点的规定进行处罚。与此同时，还要加强源头管理，不允许超限超载的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上路。

（五）加大治超宣传

21、继续加强治超宣传工作。要围绕治超长效机制、逐步严管重罚、大吨小标恢复、保障交通畅通等几个关键环节，加大对治超工作的宣传力度，取得社会各界和车主、驾驶员的理解与支持。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治超保畅等工作正面典型事迹的宣传，始终保持正面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要通过舆论监督，减少和遏制治超过程中出现的不规范行为。

（六）其他工作

22、加强治超信息监测和收集，做好重要物资运输工作。对于治理期间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运输价格变化情况、干线公路上的货车流量情况、煤粮油等国家重要物资的运输情况和价格波动情况等，要及时收集、分析、研究和解决，并定期向全国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必要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运力，保障物资运输和市场供应。

23、确保治超经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治超领导小组要按照本要点的要求调整治超工作计划，将治超工作经费（包括治超站点的日常工作经费）纳入年度正常预算，为治理工作和执法人员的工作、生活提供保障，确保治理工作顺利开展。

治理车辆超限超载是一项长期、艰苦、复杂的工作，也是对政府部门执政能力的考验。各地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支持和协调下，依法严管，建立治超长效机制，为彻底根除超限超载运输，确保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继续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