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黄山市市本级公共财政支出改革暂行办法》的通知

黄政〔2001〕21号

　
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我市已被批准为安徽省公共财政支出改革试点市，为认真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财政支出改革的意见》(皖政〔2000〕29号)文件精神，逐步建立市级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提高财政运行质量，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健康协调发展，现将《黄山市市本级公共财政支出改革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黄山市人民政府
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黄山市市本级公共财政支出改革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市本级财政支出改革，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财政支出改革的意见》（皖政〔2000〕29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改革的目标：通过改革，逐步解决财政职能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规范财政资金分配和支出管理，提高财政支出效益，逐步构建科学有效的财政支出管理运行机制和公共财政框架。
第三条 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主要内容：公共财政支出改革坚持以预算管理改革为突破口，以界定支出范围、实行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创新支出方式为主要内容，规范财政分配，强化财政职能，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支出运行机制。
第四条 公共财政支出改革适用范围：市本级各党政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检察院、法院、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

第二章 预算编制和预算管理

第五条 公共财政支出预算编制遵循的原则：一是以收定支、综合平衡的原则；二是公平、公开、科学、效率的原则；三是区别轻重缓急、确保重点的原则；四是年度预算和中期预算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在预算可用财力已定的情况下，按下列大类顺序安排支出预算：
（一）财政供给范围内国家规定的工资性支出、社会保障个人政策性支出；
（二）维持行政机关、财政供给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的公用支出和社会稳定支出；
（三）必要的政策性支出（主要指粮改支出、房改支出、医改支出、有关社保方面的支出等）；
（四）基础设施建设和事业发展支出；
（五）按照政府职能应由财政负担的其他支出。
第七条 强化预算编制工作。为切实改变重决算、轻预算倾向，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加强预算源头控制，应突出预算编制工作在财政管理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市级预算编制领导小组，负责年度预算的组织、协调和确定预算编制原则等工作。财政部门依据预算编制领导小组确定的预算编制原则，全面负责预算编制工作，并负责年终决算的编报工作。
（二）预算编制方式。全面推行部门预算，将按支出性质编制预算改为按部门编制预算，预算直接编制到部门，部门所属二级单位的预算全部归口到部门管理；不论何种经费，部门只对财政编制一本预算，一个部门的预算要全面反映该部门的各项收支；调整财政部门内部的职责分工，做到一个部门经费归口财政部门一个业务机构管理，理顺财政与部门、部门与所属单位之间的预算分配关系。
进一步完善综合财政预算和零基预算，积极探索和推行绩效预算和目标预算。打破预算内外资金界限，统筹安排预算内外财力，健全各项定员定额。改变财政对事业发展的投入方式，由对机构和人员的一般支持，逐步转为对以项目为主的重点支持。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依据财力状况和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要求，将预算编制到“目”或“节”级科目。延长预算编制时间，一般提前半年至一年编制下年预算。
（三）市级预算论证委员会，对年度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具体工作由财政部门负责。论证委员会成员应有社会有关方面代表和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四）预算论证委员会论证后的预算方案经政府研究审定后，按规定程序报人代会审批，预算论证委员会负责提供咨询。
（五）建立预算项目备选制度。按照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使政府的预算和政府的发展规划统一起来。除正常经费外，凡是符合预算安排范围的专门项目，一律进入项目库，由财政部门按照财力状况和项目轻重缓急在今后预算中统筹安排。
第八条 规范预算执行，严格预算约束。预算一经人代会审批，原则上不再调整和追加。确需调整又能由下一年度解决的，进入预算项目备选库，由下一年度预算安排；确需当年追加的，每季度由政府领导集体研究决定。数额较大的预算追加，应实行听证制度。

第三章 公共财政支出范围

第九条 依据公共财政理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预算编制改革的要求，界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范围，对财政供给单位进行规范和调整。
第十条 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原则，对现行财政供给的行政事业单位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单位，主要为党政机关、公检法司、党派团体、义务教育等；第二类，属于既部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又部分为满足个体消费需要，即提供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单位，主要为非义务教育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实用技术推广单位等；第三类，主要从事生产经营和商品流通，以经营创收为目的或可以取得收费收入、提供非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单位，如市场中介机构、机关后勤服务单位、经营性单位。
第十一条 按照分类进行财政供给界定。对第一类单位，按照预算安排的顺序和现有财力，在科学定额的基础上，其经费由财政供给。其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应全额上交国库和财政专户。对第二类单位，依据财力，实行定额或定项补助，并对这些单位实行综合预算管理，其收入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对第三类单位，应鼓励其走向市场。财政部门根据单位组织收入的实际情况，有条件的，可一次性脱离财政供给的，财政部门将不再供给。暂有困难的，从2001年起3年内财政将逐步减少直至停止供给。

第四章 财政国库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改革现行的财政资金支付形式，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所有财政性资金都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
第十三条 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
（一）财政部门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国库单一账户，按预算科目和资金使用性质设置收入和支出分类账，用于记录、核算和反映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活动。
（二）财政部门按资金使用性质在商业银行开设工资专户，用于记录、核算和反映预算单位工资的支出活动；开设政府采购专户，用于记录、核算和反映纳入政府集中采购范围内的政府采购项目的支出活动；开设授权支付总户，用于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基本账户的支付和清算。
（三）财政部门在代理银行为预算单位开设基本帐户，用于记录和反映预算单位的零星支出。此账户基本实行零余额账户管理。
（四）财政部门在代理银行开设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按收入和支出设立分类账。收入账和支出账均按预算单位设立分账户。用于记录、核算和反映预算外资金的收支活动及预算外资金日常收支清算。
（五）经省人民政府和财政厅批准或授权财政部门开设的特设专户，用于记录、核算和反映财政部门及预算单位的有关特殊专项支出活动，由国库单一账户或财政专户支付。
上述账户和专户要与财政部门及其支付执行机构(财政支付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和预算单位的会计核算保持一致性，及时核对有关帐务。
第十四条 规范收入收缴程序。
（一）适应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的要求，将财政性收入的收缴分为直接缴库和集中汇缴。直接缴库是由缴款单位或缴款人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直接将应缴收入缴入国库单一账户或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集中汇缴是由征收机关(有关法定单位)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将所收的应缴收入汇总缴入国库单一账户或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
（二）收缴程序。直接缴库程序，直接缴库的税收收入，由纳税人或税务代理人提出纳税申报，经征收机关审核无误后，由纳税人通过开户银行将税款缴入国库单一账户。直接缴库的其他收入，比照上述程序缴入国库单一账户或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集中汇缴程序，小额零散税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应缴收入，由征收机关于收缴收入的当日汇总缴入国库单一账户。非税收入中的现金缴款，比照本程序缴入国库单一账户或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
第十五条 划分财政支出类型，规范支出拨付程序。
（一）支出类型。根据支付管理需要将财政支出分为工资、购买、零星和转移性支出等四类。其中，零星支出是指预算单位购买支出中，未达到规定数额的日常小额部分；转移性支出是指拨付给企业的补贴和对下级财政部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等。
（二）支出方式。按照不同的支付主体，对不同类型的支出，分别实行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财政直接支付，由财政部门向人民银行国库或代理银行开具支付令，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直接将财政性资金支付到收款人或用款单位账户。财政直接支付适用于工资支出、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财政授权支付，预算单位经财政部门授权，自行向代理银行开具支付令，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资金从预算单位的基本账户中支付。财政授权支付适用于预算单位的零星支出。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的具体支出项目，由财政部门在确定部门预算时确定。
（三）支付程序。财政直接支付程序，财政直接支付主要通过转账方式进行，预算单位用款时向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根据批复的预算和用款计划及相关要求对支付申请审核无误后，向人民银行国库或代理银行开具支付令，财政性资金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划拨到收款人的银行账户。财政授权支付程序，预算单位按照批准的部门预算和资金使用计划，向财政部门申请授权支付的月度用款限额，经批准后财政部门将资金划拨到预算单位基本账户，预算单位在月度限额内，自行向银行开具支付令，从预算单位基本账户中支付。

第五章 财政支出方式

第十六条 实行工资统一发放制度。对行政单位的人员工资实行统一发放，并逐步扩大统发范围。具体由编制部门核准人员编制和实有人数，人事部门核定人员和工资，财政部门核拨经费，委托代理的商业银行发放到个人。
第十七条 全面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制定和完善政府采购的规章制度，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建立政府采购的监督约束机制。政府采购工作实行“政、事”分开，建立规范分设的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和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保证政府采购工作高效廉洁运转。对行政事业单位列入集中采购的货物、工程、服务等，主要实行政府招标采购。部门向政府采购管理机构申报，采购机构负责采购，财政支付中心负责结算。
第十八条 推进日常消费性支出的货币化改革。除不宜实行货币化改革的会议外，对各部门召开的其它会议，不再统一安排食宿，改为分类确定食宿补助标准，以现金形式发放给参会人员，参会人员不得报销会议食宿费。对按规定安装配备的电话和移动通讯工具，按标准发放通讯费补贴；对办公电话实行持卡用话或限额包干。

第六章 配套措施

第十九条 建立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成立财政支付中心。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实行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后，财政部门的支付业务将大量增加。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需要在财政部门设立支付机构，简称“财政支付中心”，具体从事资金支付、会计核算、监督检查等事务性工作。
第二十条 认真清理财政供给人员，积极推进机构改革。组织力量，对现有财政供给单位的现有人员进行全面清理，对不在编人员、临时聘用人员予以清退，对现有在册超编人员予以妥善处理。
第二十一条 继续完善综合财政预算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积极推行票款分离、罚缴分离，研究建立有关激励和约束机制，调动有收入单位依法组织收入的积极性，确保应收尽收。对行政事业单位应税收入，依法征管，加大管理和调控的力度。

第七章 监 督

第二十二条 全面实行单位财务“两公开一监督”的民主理财制度，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对暂未纳入国库集中收付管理的事业单位，可以有针对性地实行会计委派制。
第二十三条 财政部门要按照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要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构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运行机制，强化自身监督管理。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公开办事程序，提高工作透明度。牢固树立为部门和单位服务的意识，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服务观念。
第二十四条 财政部门要主动接受人大、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以及被服务单位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财政、监察、审计、人行等部门应加强协调配合，定期组织检查，对单位违反帐户管理规定及私设帐外帐等行为，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由市公共财政支出改革领导组负责组织实施，领导组下设办公室。
第二十六条 市公共财政支出改革领导组办公室根据本办法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相应配套实施细则，并选择部分单位先行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实施范围。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公共财政支出改革领导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1年10月开始执行。


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

倪学伟

在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国际社会仍然面临着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发展；发展是和平的保障，良好的发展态势可以有效地促进和平的建立与延续。国际社会的芸芸成员基于各自对外政策和立场的不同，在某些问题上产生了事实的或法律的分歧以及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从而形成国际争端。国际争端伴随着国家出现、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而产生，只要有国家存在，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就是永恒的，因而国际争端从总体上讲具有不可避免性。国际法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协调国家间的利益平衡，减少国际争端；另一方面是要在国际争端实际产生以后，采取适当办法予以解决。从近代意义的国际法产生到现在三百几十年的时间，解决国际争端的模式在不断地更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突破了现有的争端解决模式，为国际法学树立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形成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

一、近代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的模式
近代国际法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国际法，又称为传统国际法。1625年荷兰法学家和外交家格老秀斯发表了著名的国际法学著作《战争与和平法》，系统论述了国际法的基本问题，为近代国际法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643年至1648年召开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参加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树立了近代国家召开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和制定国际法规则的先例，是国际多边外交的开端，这次和会标志着近代意义的国际法正式产生。
在近代国际法中，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模式或者说主要模式就是战争。近代国际法划分为“平时法”和“战争法”两方面的内容。在近代国际法的初期，“战争法”的地位远远高于“平时法”，国际法学的先祖们也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战争法”的研究，“平时法”只是在“战争法”研究中的副产品。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尽管系统论述了国际法的基本问题，是第一部有完整体系的国际法著作，但它本质上还是一部主要关于战争问题的著述，重点内容是关于交战的规则、制度、战俘待遇、武器的使用等等。在近代国际法的晚期，“平时法”的地位超过了“战争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初露端倪，并在有关的国际条约和协定中有所体现。1899年的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和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制定了大量的有关战争习惯与规则的公约和宣言，首次对国家的战争权有所限制。但是，在整个近代国际法的历史发展史中，战争模式解决国际争端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采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只是战争模式的补充和点缀，尽管意义十分重大，但作用却十分有限。
近代国际法标榜国家拥有“战争权”，国家可以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和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或方法。哪个国家打赢了战争，哪个国家就拥有了“正义”、“真理”，就有权要求战败国割地、赔款，战败国只能俯首称臣，百依百顺，最后沦落为附庸国、被保护国、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近代国际法所确立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战争模式，是与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的对外扩张、瓜分殖民地的政策紧密联系的，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历史渊源和背景。在近代国际法中，国际法的主体是指所谓的基督文明国家，即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国家由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尚处于封建甚至奴隶社会阶段，因而被认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只是国际法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客体。一部分国家是权利的主体，而另一部分国家是权利的客体，国家之间不具有最基本的平等性，那么，当作为权利主体的国家与作为权利客体的国家之间发生争端时，就不可能存在协商、谈判等必须由平等的双方才能进行的活动，可行的唯一办法就是战争。武力在近代国际法中不仅是一种威慑力量，而且是夺取国家惠益、谋求扩张与霸权的有力保障和基本方法。近代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强权者法”或“霸权者法”，它视弱小国家为客体，以保护强权者、霸权者为己任，推行并极力维护解决国际争端的战争模式，使广大亚、非、拉国家及其民族沦落为与“狗”同伍的地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就是证明。

二、现代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的模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国际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现代国际法的产生。
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联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国联的组织章程《国际联盟盟约》规定“缔约各国，为增进国际间合作并保持其和平与安全起见，特允承受不从事战争之义务” ，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战争权”。在国联的主持之下，1928年缔结了《放弃把战争作为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的公约》，即著名的《巴黎非战公约》，这一公约首次以多边条约的形式郑重宣布禁止国家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和方法，废除了国家的“战争权”，亦即废除了近代国际法所确立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战争模式，因而这一公约在整个国际法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反法西斯国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建立了最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表明国际法又有了新的发展。《联合国宪章》既是联合国的组织章程，又是十分重要的造法性条约，对推动国际法的发展、确立现代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的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联合国宪章》第2条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第51条又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宪章》的这些规定，形成了现代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的两种基本模式，即和平模式和特定条件下的武力模式。
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和平模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首选的和最基本的模式。从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开始，现代国际法就逐步地、同时也是坚定不移地确立了这样一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世界上一切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人口多少、发达程度如何，一律处于平等者的地位，平等地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如果遇到争端，应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禁止任何国家将争端诉诸战争或违背《联合国宪章》规定非法使用武力。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六年之久，战火遍及欧、亚、非、澳四大洲，有六千多万人死于战争，八千多万人无家可归，人类饱受了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又立即面临了近半个世纪的“铁幕”两边的“冷战”。今天的国际和平得之不易，弥足珍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每个国家不可推卸的义务，解决争端的和平模式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联合国宪章》第33条专门规定了和平模式的一些具体方法，如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利用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等。这些方法使和平模式具有了很强的可操作性，在实践中也卓有成效。
现代国际法所确立的特定条件下解决争端的武力模式，是和平模式的必要补充。武力模式是指当国家遭受外国武装侵略时，被侵略的国家可单独用武力自卫或集体用武力自卫，也可以由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作出决议，由国际组织集体采取武力措施制止外来武装侵略。武力模式还包括一个国家用武力收复失地、武力统一祖国、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解放斗争等。解决争端的武力模式必须限定在严格的范围之内，以正义、公理、秩序以及人类共同最高利益为标准，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而使用武力，严格禁止非法使用武力。武力模式必须以持久和平为目的，并以使用武力之后建立恒久的、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为条件，否则，武力模式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1974年12月14日第2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第1条规定：“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 该决议枚举的七种使用武力方式都是非法的，绝不属于解决争端的武力模式之列。

三、“一国两制”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全新模式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同志针对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考虑到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的必然选择，又照顾到港、澳、台地区的具体情况，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唯一正确选择。
香港、澳门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文明史上，无数英雄志士为这一传统不惜血洒疆场，献身祖国。港、澳、台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港、澳、台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形成了目前的状况：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香港还是远东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如果以社会主义制度统一中国，必然导致港、澳、台地区的剧烈社会动荡，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以资本主义制度统一中国，让大陆放弃经过实践检验的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不适合国情的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因此，统一祖国不能采取传统的“一国一制”的方法，必须另辟溪径。如果说在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互相交流和渗透，彼此借鉴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即“一个地球，两种制度”，那么，在一个国家之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也应该能够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之内应该更能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因此，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开创性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的主体部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允许中国领土内的小范围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即“一国两制”，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祖国，港、澳、台回归祖国以后，中国之内将并存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即“两制”，要处理好这“两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实行“一国两制”下的和平共处原则。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原则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对于台湾问题，“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使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有了重大突破，这也是“一国两制”下解决国际争端新模式的特点之一。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港、澳、台问题，就要求在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共产党与国民党和平共处，港、澳、台同胞与大陆人民和平共处，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如果港、澳、台之间或它们与内地之间发生纠纷或矛盾，应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和途径和平解决，禁止诉诸武力。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机制的平稳、有效运作，说明中国已经开始了一个国家内部两种制度之间和平共处和国家外部的与一切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全新实践。对内和对外两种和平共处的平行实践，使中国能在“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的国际形势下，争取到更可能长时间的国际和平，并确保国内的安定团结，一心一意从事经济建设，强国富民。
在近、现代国际法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从来都是实行的“一国一制”，即当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原先被非正义地剥夺、其后又被正义地收回时，无论该部分领土在被非正义剥夺期间实行的是何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在其被正义地收回时，都一律实行其母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另外，当一国的一部分领土甚至全部领土和平地并入另外一个国家时，或者相邻的两个国家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换一部分领土时，所涉领土都无例外地实行与主国相同的制度，即“一国一制”。前者如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者如1965年10月中国与缅甸签订边界条约，中国将中缅边界猛卯三角地2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与缅甸189平方公里的班洪、班老两部落相交换。以和平的方式变更国家领土尚且如此，那么，在非和平方式之下所涉及的领土变更就概莫能外了。1940年，波罗的海三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被合并于前苏联时，大多数国家认为是非和平的合并。 这三个国家都实行了与前苏联相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法现有的和平解决国家之间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的方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观念，为国际上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光辉典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有突出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我们知道，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国家如何在国内执行国际法的问题。我国宪法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没有直接规定，但从我国颁布的《民法通则》、《刑法》、《海商法》、《民事诉讼法》等规定的内容来看，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效力是高于国内法的，国际习惯的效力则低于条约和法律。另外，我国还通过制定专门的法规，将国际法规范转化为国内法，如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我国参加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国内法化。但无论如何，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如何在一个国家内施行，用于解决国内问题，这在任何一国的实践中都不曾遇到过，是任何一个国际法理论都未曾涉足的新领域。和平共处原则乃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在港、澳、台问题上和平共处原则的确立，开了用国际法基本原则解决国内问题的先河，是国家在国内执行国际法的新尝试，也是“一国两制”下解决国家之间领土主权争端的必然要求。为此，邓小平对“一国两制”解决国际争端的意义作了精辟而深刻的阐述，他说：“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

注释：
① 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806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多边条约集（第一集）》，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多边条约集（第一集）》，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至305页。
④ 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至97页。
⑦ 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9至60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