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最早通过刑事立法对洗钱活动予以惩治的国家中，英国位列其一。早在1986年，英国就制定了《反毒品贩运犯罪法》，其中设立了“获取源于毒品贩运的财产罪”，最高可处以14年监禁刑。[1]从英国《反毒品贩运犯罪法》的名称以及所设立的罪名来看，其只适用于涉毒洗钱犯罪，范围比较狭窄。从1988年开始，为了适应反洗钱形势的需要和贯彻欧盟颁布的前两个反洗钱指令[2]，英国陆续地制定了一系列反洗钱的法律和专门条例，建立起完善的反洗钱机制。关于英国反洗钱和恐怖融资工作的实际情况，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简称为FATF）[3]于2007年依据《40+9项建议》[4]对英国的评估报告中，按照对每项建议的评估等级，认为英国达标的有24项，大部分达标的为12项，部分达标的有10项，未达标的为3项。其中，对于英国执行第一项建议关于洗钱犯罪化以及第二项建议（关于主观要素和法人责任）的评估结果，都是“达标”。[5]

　　一、附属反洗钱刑事法：《刑事审判法》（1988年）

　　在1988年，英国通过了《刑事审判法》（Criminal Justice Act）。尽管这个法律不是专门为反洗钱而制定的，但在第93条设立了以下三个反洗钱的罪名：[6]

　　（1）协助洗钱罪。根据第93条A项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在明知或者合理地怀疑他人已经从事犯罪活动或者从犯罪行为中受益的情形下，开始或者预备以自己或者他人的名义，协助他人保存或者控制犯罪收益，则其行为构成了协助洗钱犯罪，最高可处14年监禁刑，也可单处或并处5千英镑以下的罚金。

　　（2）获取、占有或者使用犯罪收益罪。该罪是指行为人明知收益是全部或者部分地，或者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犯罪行为，却予以获取、占有或者使用的行为。对于该罪，最高可处以14年监禁刑，也可单处或并处5千英镑以下的罚金。

　　（3）隐瞒、掩饰犯罪收益罪。该罪是指行为人对于明知或者合理地怀疑是犯罪行为全部或部分地，或者直接或间接所产生的收益，却予以隐瞒或者掩饰该收益的性质、来源、所在地、处置、转移、所有权或者任何相关的权利。关于该罪的刑罚，可处以14年以下监禁刑，也可单处或并处5千英镑以下的罚金。

　　从英国1988年《刑事审判法》所规定的洗钱行为方式来看，与同年晚些时间通过的《联合国禁毒公约》相比较，其涵盖了隐瞒、掩饰、获取、占有和使用等五种清洗方式，只是没有包括转换和转让两种手段。同时，关于洗钱的对象，该法规定的是一般犯罪的收益。这在一方面说明了英国1988年《刑事审判法》在一定程度上对《联合国禁毒公约》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表明该法已经突破了《联合国禁毒公约》对于洗钱对象的限制，扩大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

　　二、专门条例：《反洗钱条例》（1993年和2003年）

　　在欧盟于1991年6月通过的第一个反洗钱指令中，要求金融机构建立有关查明和预防洗钱行为的制度。为了落实该指令的精神，在1993年，英国制定了《1993年反洗钱条例》（Money Laundering Regulations 1993），在体例上包括总则、预防洗钱的制度和培训、识别程序、存档程序、内部报告程序、监督机构报告洗钱迹象的职责、过渡性规定等七章，共计17条，在1994年4月1日生效。与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反洗钱立法类似，该条例要求从事“相关金融业务”（Relevant Financial Business）[7]的机构和人员应履行反洗钱的义务，具体包括：应经常对受雇人员进行培训，使得他们能够了解与反洗钱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识别洗钱者；应在与交易申请人进行第一次接触之后，尽快地依照规定履行识别客户身份的程序；在有关交易完成之日起5年内，保存所有交易的详细情况的记录；应确定适当的人员受理和审查内部的可疑交易报告，在明知或者怀疑有洗钱迹象时，须向警方报告。如果行为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依照该条例第5条第2款的规定，则构成犯罪。在以公诉罪被定罪的情况下，可判处2年以下监禁刑，或者罚金，或者两者并处；若以简易程序罪被定罪的，则处以法定最高数额[8]以下的罚金。[9]

　　在2003年11月28日，英国国会通过了《2003年反洗钱条例》（Money Laundering Regulations 2003），于2004年3月1日起施行。关于该条例的制定目的，主要是英国财政部为了履行欧盟2001年通过的第二个反洗钱指令关于扩大反洗钱义务主体的要求。该条例是一部综合性的反洗钱法律，它取代和大幅度地扩大了《1993年反洗钱条例》的适用范围，重点规定了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预防洗钱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关于适用范围，《2003年反洗钱条例》引入了一个新的术语：“相关业务”（Relevant Business），明确规定该条例适用于“相关业务”，并且在该条例的第2条中，对“相关业务”的内涵和外延做出界定，这不仅包括了《1993年反洗钱条例》关于“相关金融业务”的定义范围，还包含了借贷资金、金融机构的合并、房地产代理、赌博、企业的破产清算、提供税务咨询服务、提供会计和审计服务、提供涉及金融交易或房地产交易的法律服务、为公司和信托基金的成立或管理提供服务、任何涉及金额为15000欧元以上的现金交易等其他业务活动。[10]据此，《2003年反洗钱条例》将防范洗钱的义务主体从传统的金融领域扩大到包括非金融领域在内。

　　在《2003年反洗钱条例》中，要求从事“相关业务”的机构和人员应履行以下反洗钱的义务：（1）制订识别和验证新客户身份的程序；（2）在业务关系终止后的5年内，保存关于识别客户身份的证据和所有的交易记录；（3）依据第7条的规定，企业应当指定某主管来接受内部的申报，该主管通常称为“洗钱报告负责人”（Money Laundering Reporting Officer），并且实施内部的申报程序。如果“洗钱报告负责人”有合理理由认为或者怀疑有洗钱行为时，应向“国家犯罪情报中心”（National Criminal Intelligence Service）申报；（4）制订预防和防止洗钱的相关措施和内部程序，并且使相关人员了解该程序；（5）给相关雇员提供关于洗钱和防止程序的适当培训，以确保其知悉相关法律、了解如何识别和处理可能的洗钱行为、如何识别客户以及如何向“洗钱报告负责人”举报有洗钱迹象的信息。

　　关于刑事法律责任，根据《2003年反洗钱条例》第3条的规定，任何在英国从事“相关业务”的组织和人员必须遵守条例关于识别客户身份、保存记录和内部申报程序的规定，为预防洗钱而建立其他的适当程序，以及采取适当措施来培训相关雇员。如果企业未遵守相关的规范，或者企业的管理者或合伙人同意、默许违反相关的规范，或者因过失而违反者，则构成犯罪。对于以上犯罪，在以公诉罪被定罪的情况下，可判处2年以下监禁刑，或者罚金，或者两者并处；若以简易程序罪被定罪的，则处以法定最高数额以下的罚金。

　　此外，该条例第28条规定，对于FATF决定采取制裁措施的国家中的公司和个人，财政部可以指示从事“相关业务”的任何人不得参与或者与他们进行进一步的业务关系，或者不得履行或进行进一步的临时性交易。倘若从事“相关业务”的任何人未遵循该指示，则构成犯罪。由此可见，英国立法者意图通过刑事手段，推动英国反洗钱机制的建立和实施。

　　三、合并和发展：《2002年犯罪收益法》

　　（一）概览

　　2002年7月24日，英国通过了《2002年犯罪收益法》（The 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于2003年2月24日起施行。该法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融刑事、民事、行政、财税、破产等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于一身，但始终以犯罪收益为自己的调整对象，为甄别、区分和认定犯罪收益规定了一系列科学和公正的规则和标准，并且根据这类财物与财物持有人的不同关系以及所处的不同条件，设立了刑事没收和民事追缴两大追缴制度。{1}在该法的第七章“洗钱”中，不仅对洗钱犯罪做出界定，也对与犯罪收益或通过非法行为获得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或者与洗钱有关的调查做出规定。其中，以多项条款对关于洗钱的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做出规定。

　　从内容上看，该法基本上是将《反毒品贩运犯罪法》和《刑事审判法》中涉及清洗毒品贩运和其他犯罪的收益之规定予以合并和细化，同时增设了不申报洗钱可疑交易以及泄露方面的罪名，着重规定了关于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抗辩事由以及刑事司法程序。

　　（二）洗钱犯罪的罪名体系

　　在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法》的第327条至第329条中，设置了以下关于洗钱犯罪的具体罪名：

　　（1）隐瞒、掩饰、转换、转让、转移犯罪财产罪。根据第327条[11]之规定，该罪是指行为人隐瞒、掩饰、转换、转让犯罪财产，或者将犯罪财产转移出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或北爱尔兰的行为。依据该法第340条的解释规定，所谓的“犯罪财产”，是指某人因犯罪行为而全部或部分地、直接或间接地获得的财产和财产性利益，并且被告人明知或者怀疑其源自或取自于前述之利益，包括金钱、各种形式的财产、相关的物品和其他无形的财产。而其中所说的“犯罪行为”，则是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在英国任何地方构成犯罪的行为，也包括发生在英国境外而根据英国法律将构成犯罪的行为。相应地，该罪的上游犯罪是非常宽泛的。至于犯罪财产的属性，包括了财产的性质、来源、所在地、处置、转移、所有权或者任何相关的权利。

　　（2）安排犯罪财产罪。依据第328条的规定，该罪是指行为人在明知或者怀疑是犯罪财产的情形下，以自己或者他人的名义，而从事或者关注于安排，从而有利于（不论通过任何手段）对该犯罪财产的获取、保有、使用或者控制之行为。

　　（3）获取、使用或者占有犯罪财产罪。根据第329条的规定，该罪是指行为人对于犯罪财产予以获取、占有或者使用的行为。同时，为了保护基于正当目的而获取、使用或占有相关财产的行为人，该条款还设立了一项独特的抗辩事由：如果行为人在支付了足额对价的前提下获取、使用或者占有了该财产，则不构成本罪。

　　根据第340条第11项的解释规定，洗钱不仅包括以上第327条、第328条和第329条所规定的犯罪，还包括以上犯罪的未遂、共谋和煽动行为；帮助、教唆、怂恿或者促进行为；若发生在英国也将构成以上犯罪的行为。

　　此外，在该法第327条至第329条中，还设定了所规定犯罪的抗辩事由。如果行为人具有某一抗辩事由，则不构成犯罪。具体而言，上述三罪所共同具有的抗辩事由包括：（1）在经过主管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了被授权的申报；（2）意图做出申报，但有合理理由解释为何未申报；（3）行为人是在履行本法或者其他与犯罪收益相关立法的规定下所实施的行为；（4）明知或者有合理理由相信在英国境外发生了与犯罪财产相关的犯罪行为，但是根据发生地的法律不构成非法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全国大法官研讨班精神深入推进“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

法〔2009〕3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开展三个多月以来，各级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部署，积极行动，认真组织，统筹安排，目前，总体情况良好，活动开展平稳有序，取得初步成效。最高人民法院对主题实践活动高度重视，8月5日，院党组听取了院领导小组关于主题活动开展三个月以来的情况汇报；8月9日至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法院大法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专题研讨班，并决定从8月中旬开始，用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法院开展一次司法作风大检查，旨在进一步统一和加深广大干警对人民法院人民性这一核心价值的认识，切实解决司法实践中与“人民性”不符的各种问题，推动“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向纵深开展。为此，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深入学习大法官研讨班精神，在提高认识、解决理念问题上下工夫，牢固树立司法人民性核心价值

　　　全国法院大法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讨班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王胜俊院长在研讨班发表了“对人民法院人民性的几点认识”重要讲话，对人民法院人民性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明确提出了坚持人民性必须增强“三个认同”，正确处理“五个关系”的工作要求，对于全国法院广大干警进一步解决“权从何来、为谁司法、靠谁司法”这一根本问题，推动“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全国法院要把王胜俊院长的重要讲话作为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教材，组织全体干警深入学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把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作为活动的重要内容，深刻认识“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本质属性，是人民法院的核心价值”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和时代意义，切实增强对人民法院人民性的理论认同、感情认同和实践认同，使人民性深入每一个干警头脑、心中，筑牢司法人民性的根基。

　　　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主题实践活动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在全国法院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是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指导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新一届领导班子总体工作思路的总抓手，是推动人民法院科学发展的大平台，是全面加强人民法院工作和建设的重要载体。各级法院要站在实现人民法院长远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主题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引导干警把主题实践活动变成自觉行为，变成推动审判执行工作的不竭动力，变成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实际行动。

　　　要把抓好学习教育研讨贯穿始终。当前，除要认真组织学习王胜俊院长在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外，还要认真组织学习王胜俊院长在江西、宁夏、黑龙江调研时的三次重要讲话和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系列学习材料，围绕“为什么说人民性是本质属性、核心价值，人民法院工作如何体现人民性，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如何保障人民性的实现”等问题开展深入研讨，切实解决“为谁司法，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要组织开展好“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培训活动，着力端正法院干警的司法为民理念，提高为民司法的职业能力。除最高人民法院要对全国中、基层法院院长轮训一遍外，各高、中级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组织相应的主题培训。

　　　二、认真开展司法作风大检查，努力维护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开展司法作风大检查，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当前基层司法作风存在的突出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2009年“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检查的目的是进一步解决司法活动中存在的不规范、不文明、不严格问题，规范司法行为，端正司法作风，培养干警为民意识，维护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参加司法作风大检查的单位包括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重点是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检查内容主要是：1.宗旨意识淡薄和群众观念不强，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严重，对人民群众的诉求漠不关心，推诿拖拉，训斥指责。2.特权思想严重，滥用司法职权，随意使用强制措施，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3.庭审、执行活动不规范，违反法定程序，不尊重当事人、律师、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4.司法文书不规范，叙述事实不清，援引法条不准，判词说理不明，遗漏裁判事项，校对打印错误。5.违背司法礼仪，着装不规范，语言不文明，举止不得体。6.纪律作风涣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特别是违反“五个严禁”相关规定。

　　　司法作风大检查，由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实施，不再另设工作机构。采取本级法院自查和上级法院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自查自纠为主，上级检查为辅。上级法院可以采用听取汇报、实地走访、明察暗访等多种方式，加强对下级法院工作的检查和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党组要认真分析查摆出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其原因，坚持边查边改。针对检查出的问题，院党组和庭室要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重点，确定整改时限，落实整改责任。通过整改，注重制度建设。对检查出的滥用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人员，要以“零容忍”的态度，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各级人民法院党组负责组织对本院各单位开展司法作风大检查的总结工作，上级法院负责对下级法院的验收工作。司法作风大检查工作结束后，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对本辖区的大检查情况进行总结，于11月底前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三、抓好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在审判执行实践中体现人民性

　　　各级法院要始终把主题实践活动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放在执法办案这个第一要务上，防止主题实践活动与审判执行工作脱节，切实解决“两张皮”的问题。

　　　要坚持公正、高效、文明、能动、廉洁司法，依法公正审理好每一起案件。要努力提高法定审限内结案率，抓紧处理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让当事人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要严格遵守司法礼仪，保持良好的仪表和文明举止，实现公正司法和文明司法的统一；要充分发挥司法保障人民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引领社会风尚的能动作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研究和妥善应对各种突发性社会公共事件，妥善处理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相关案件，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司法保障。要把解决“执行难”作为践行“人民法官为人民”的重要措施，打好执行积案集中清理最后三个月攻坚战。要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积极探索构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努力追求案结事了、社会和谐的司法目标。

　　　要增强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以对待自己亲人一样为人民群众提供司法服务，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要努力拓宽民意沟通渠道，强化司法便民措施。简化立案环节，丰富立案方式，方便群众诉讼；积极实施司法救助，扩大司法救助范围；大力推行诉讼引导、举证指导、权利告知、风险提示、判后答疑等措施，做好审判服务工作。要积极推进司法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进一步加强涉诉信访工作，积极探索建立涉诉信访综合治理机制，落实诉访分离制度，完善院（庭）长接待制度，妥善解决群众信访中反映的突出问题。

　　　要坚持群众路线，扎实推进法官下基层活动，鼓励新加入法院队伍的年轻法官到基层一线工作。要结合自身实际，通过到立案信访接待窗口轮岗体验、法官走进乡村、社区、企业、学校等方式，充分了解群众需求，准确把握社情民意，不断积累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经验，增强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本领。要适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继续建立健全完善各种司法为民的制度和举措，同时对不符合司法为民精神的有关政策文件、制度措施等进行清理、修订或废止。

　　　四、加强对主题实践活动的领导和指导，确保实效

　　　各级法院党组要认真研究主题实践活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加强调研，经常听取工作汇报，及时了解反映出来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形成清晰的工作思路和指导意见。对活动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延伸为长效机制并推广。

　　　要运用“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方法，牢牢抓住各级法院领导班子和一线法官、窗口单位这两头，促进全体干警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要确保政令畅通，各高级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指导性要求，要迅速及时传达到辖区各级法院并负责督查落实。

　　　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各级法院要积极与中央和当地主流媒体沟通联系，扩大主题实践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对在主题实践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要及时表彰宣传，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要高度重视网络宣传阵地，完善舆情分析制度，妥善应对有损法院形象的负面报道，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要充分发挥主题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作用。各级法院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切实履行参谋部、协调部、督查部、信息部职能，紧紧围绕审判执行工作深化主题活动内容，为加强本地法院全面建设发挥应有作用。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二○○九年八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