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潭政办发〔2007〕64号



湘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湘潭市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各有关单位：
《湘潭市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湘潭市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土地权属争议的调查处理工作，依法、公正、及时调处好土地权属争议，保护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土资源部《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土地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归属争议。
以下争议不属于本办法调查处理范围：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
（二）土地侵权案件；
（三）土地违法案件；
（四）行政区域边界争议案件；
（五）山地、林地等土地权属争议，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六）其他依法不作为土地权属争议的案件。
第三条 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法、公正、及时处理；
（二）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注重现实，有利于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
（三）土地权属争议解决前，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破坏地上附着物，不予办理征用、划拨、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等用地手续。
第四条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工作在各级政府领导下进行。具体工作，由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承办。
第二次土地调查期间，各级成立的第二次土地调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参与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工作，权属争议所涉问题需参与的成员单位解决的，成员单位要积极参与。
第五条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实行分级负责制度。
市人民政府负责跨县（市）区行政区域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调查处理。在第二次土地调查期间，具体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调查处理的组织和协调工作，由湘潭市第二次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单位之间和单位与个人之间、个人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调查处理。乡（镇）人民政府也可以处理本行政区域内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的争议。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上级人民政府及其国土资源部门做好本辖区内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调查、调解和处理工作。
第六条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制度，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本辖区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各地要做到就地解决土地权属争议，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出现下列情况，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一）对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不重视，调查处理不力，造成群体上访的；
（二）因土地权属争议造成群众打架斗殴引发流血事件的；
（三）第二次土地调查期间本辖区内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结案率低于90%的。
第七条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申请；
（二）审查受理；
（三）调查取证；
（四）依法调解；
（五）处理决定。
第八条 当事人之间发生土地权属争议，可以依法向当地国土资源部门提出调查处理申请。
第九条 提出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申请，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申请人与争议土地有直接利害关系；
（三）有明确的请求事项；
（四）有主张土地权利的证据。
第十条 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提出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申请。委托代理人申请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写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当事人和委托代理人应当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第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书和有关证据材料及争议地示意图，并按照被申请人数提交副本。申请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以及委托代理人姓名或名称、地址、邮政编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职务、联系电话；
（二）请求事项、事实和理由；
（三）证人姓名、工作单位、住址、联系电话。
第十二条 对申请人提出的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申请，具有管辖权的国土资源部门应按规定进行审查，并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是否受理的意见。
认为应当受理的，在决定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给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接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30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材料。逾期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案件的处理。
受理的案件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个月内调查处理完毕。特殊情况，经国土资源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认为不应当受理的，国土资源部门应当及时拟制不予受理建议书，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不予受理决定书》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并及时送达申请人。市国土资源部门拟制的建议书，根据不同的调查处理范围，报市人民政府或区人民政府决定。
同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交办或者有关部门转办的争议案件，按照本条规定审查处理。
第十三条 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受理后，应当及时指定承办人，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情况先行调查。调查人员必须2人以上。
承办人与争议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当事人认为承办人与争议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有权请求该承办人回避。承办人是否回避，由受理案件的国土资源部门负责人决定。
第十四条 承办人在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过程中，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取证，包括现场勘察、拍照、丈量、调阅和复印有关文件资料、询问有关知情人等。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协助，并如实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第十五条 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负有举证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向国土资源部门提供有关证据材料。提供的证据材料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证明力，方能作为证据，具体包括：
（一）人民政府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
（二）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批准征（转）用、划拨、出让土地或者以其他方式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
（三）争议双方当事人依法达成的书面协议；
（四）人民政府或者司法机关处理争议的文件及附图；
（五）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在规定时间内不提供上述材料的，视为没有证据，不影响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国土资源部门应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资料进行交换和质证，未经质证的，不得作为处理决定的证据。
第十七条 对受理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应当在查清事实，分清权属关系的基础上先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以协商方式达成协议。
调解应当遵循自愿、依法的原则。
第十八条 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由承办人署名并加盖主持调解的国土资源部门印章后生效。
生效的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是土地登记的依据。
第十九条 调解未达成协议的，负责调查处理的国土资源部门的承办人员应当及时提出调查处理意见，报第二次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区人民政府的调查处理范围报区人民政府）下达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同时抄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备案。作出的处理决定必须附争议地宗地图。
第二十条 主持调查处理的国土部门应当在调解或处理决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将调解书或处理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认为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侵犯其已依法取得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再提出行政诉讼。
生效的处理决定具法律效力，是土地登记的依据。
第二十二条 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按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土资源部（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年3月11日颁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文书格式，按国土资源部有关标准执行。
第二十三条 在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过程中，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近年来，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研究，因契合了当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时代主题，渐成热门话题,并已经准备上升到立法层面。与此同时，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亦不绝于耳。各地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理念的大胆尝试，虽然有益于这一理论内涵的日益丰富，但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执法混乱。本文试图采用价值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厘清与刑事和解相关的部分理论问题，以期有助于理论与实践走出对刑事和解认识上的误区。

　　被害人在刑诉中的价值定位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如果被害人依法提起自诉，就成为自诉人，起到控诉人的作用；第二，如果被害人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成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第三，在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被赋予了独立的诉讼地位，成为以个人身份承担部分控诉职能的诉讼参与人。笔者认为，这三种情况中的被害人在追究刑事被告人即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大致相同的。一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控诉职能，公诉案件还必须依附于公诉权，另一方面被害人还起到了“证人”的作用。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的其他权利也考虑到了对这两方面的保障。

　　客观而言，传统观点注重倡导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受其影响犯罪首先被视为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而被害人遭受的痛苦则被视为是次要的。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国家权力在刑事案件的追诉中被无限放大最大化的运用。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伴随着司法权力的膨胀，刑事诉讼成为了追诉机关主导的对加害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工具，被害人和加害人的诉讼地位并未受到重视。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在价值的高低排序上，将公共利益放在了顶端，相反，受犯罪直接影响最大的被害人利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因为犯罪而受到损害的社会关系，则更是被忽视。在诉讼过程中，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真正对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审理实体结果有直接影响的，往往表现为作证，被害人的作用不仅没有被有效重视，反而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工具化、功利化的特点。这种情形并不限于作证，在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虽然享有当事人的地位，但其作用往往仅在于辅助检察机关行使控诉权，对案件的处理缺乏发言权，其意见对案件的最终处理不发生任何影响，而且司法实务部门还有一些人认为被害人就是“累赘”，这显然是不够理性的。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刑事诉讼无论给予其多少关心和关怀都并不显得过分。

　　由于现实的情况，被害人因为犯罪所遭受的痛苦往往仅能依靠最后对加害人的定罪量刑得到一种报应的平复。在法庭审判紧张严肃的环境中，被害人难免会产生紧张或者恐惧的心理，和加害人之间并不能针对犯罪对其所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侵害平心静气的交流，了解犯罪原因，得到对犯罪行为疑问的回答，接受加害人的认错和请求宽恕使得他们之间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真正修复。相反，可能在作证过程中因回忆被犯罪侵害所遭受的痛苦而心理上再次被害。

　　在此，尤为不得不提的是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依靠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经济赔偿问题的解决往往不能使被害人满意，虽然我国有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赋予了被害人就因犯罪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单独提出民事诉讼的权利，可是其超低的执行率却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司法尴尬。而据相关调查，和解成功后民事赔偿的立即履行率达到88.1%，全部履行率为91.4%。与传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相比，被害人通过刑事和解则能够获得较为充分且快速的赔偿。由此可见，被害人的利益牺牲，其实本可以借助于刑事和解制度在处理经济赔偿问题上的先天优势而避免。

　　被害人利益应作为核心利益

　　传统型司法在解决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方面通常表现的软弱无力，而且在短期监禁刑造成犯罪人的交叉感染，刑满释放犯再犯率居高不下的现状之下，遇到了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极大困境。“恢复性司法”为了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应运而生。

　　恢复性司法模式下的刑事诉讼程序不再以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并对其科以刑罚为主要任务，而以修补被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使不稳定的社会关系重新复归平稳为目标。刑事和解正是按恢复性司法模式处理案件的实然程序性体现。在具体实现过程中，要通过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信息交换、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认罪补偿、被害人对加害人的宽恕原谅为必要条件。被害人对加害人的宽恕与否直接决定着对案件的处理是否能够按照“恢复性司法”的程序走下去。国家机关在这种程序中起着主持并非主导的作用，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态度、行为决定了程序的前进或终止，如果被害人不愿和解，那么程序当然地应当回归到传统型刑事司法之中。在此，被害人的作用无疑被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甚至可以说是居于程序的核心地位。

　　传统型司法过于忽略被害人在诉讼中的重要性，将被害人的地位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对于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上想必有所帮助。得到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认可的社会关系的恢复不正是一种“公正”吗？刑罚的终极价值追求不可能逸出法律的价值之外，传统型司法所追求的公正通过“恢复性司法”也完全可以实现。而且“恢复性司法”所带来的附带结果也可以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和降低再犯率，其良好的社会效应也日益显现，何乐而不为？与传统的刑事司法相比，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将被害人利益作为刑事诉讼的一种核心利益而不是“附带保护利益”来加以考量，高度尊重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正如陈瑞华教授指出，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刑事司法的舞台，并主导着刑事和解的进程和诉讼的实体结局。在“恢复性司法”已经为越来越多人所了解的今天，刑事和解作为其理念引下的一种具体制度，展示着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成为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之一的巨大潜力。

　　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加害人和被害人就犯罪的影响进行直面的交流与沟通，被害人宣泄了内心的痛苦与不满，加害人亦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从而真诚悔过并努力弥补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和解的后果，不仅使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得以弥补和抚慰，同时也有助于加害人正义感的产生并恢复其正常的社会感受。尤其对于轻微犯罪的加害人而言，如果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自此归于终结，将使加害人避免了继续程序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羁押和监禁过程中的“交叉感染”，及时并更加自然地回归社会。这样的效果，恐怕是单纯的“惩罚”难以达到的。刑事和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刑罚的惩罚功能，但目的决定功能，功能服务于目的。刑事和解的价值追求，无疑是对刑罚苦苦追求的预防犯罪目的的最好诠释。


　　（作者系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