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构建重婚的社会预防体系

陈宝金


关键词：　重婚　　社会预防体系　　构建
摘　要：新婚姻登记条例客观上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重婚预防机制。本文主要从塑造社会舆论环境，完善婚姻登记管理体制，加快信息化建设和强化公安机关主动介入机制等方面，对重婚的社会预防体系的构建进行探析。

2003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婚姻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第五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旧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关于“结婚登记要有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以下统称单位证明）的规定被取消，而代之以个人“签字声明”，这是对旧结婚登记制度的重大突破。结婚需要单位证明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旧体制下，职业很少变换，人员流动较少，几乎每个人是“单位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劳动用工制度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没有稳定单位或职业，人员流动加快，把出具单位证明作为结婚登记的必备要件，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单位因缺乏对个人情况的了解而出具不实证明，单位拒绝开具证明，没有单位而无法开具证明等情形急剧增多，越来越多的当事人的婚姻自由权受到限制。新条例使结婚程序变得非常简便，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非常容易，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责任自负和最大限度地保护婚姻自由权的现代婚姻登记理念。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旧的结婚登记制度关于提供单位证明的规定，在证实当事人真实婚姻状况，防范骗婚、重婚等行为的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具有重婚意图或行为的人由于无法提供单位证明，不得不收敛或放弃自己的行为，并积极谋求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其婚姻问题。目前，社会上存在着多种婚姻道德观的冲突，而人们的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还比较淡薄，以当事人“签字声明”替代“单位证明”，将增加骗婚、重婚、先结婚后离婚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在充分保障婚姻自由权的同时，要积极促成重婚的社会预防体系的构建，以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婚姻价值观，自觉规范婚姻行为，从而促进婚姻制度的充分实施。社会预防体系的建立主要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 加强婚姻法律制度宣传　　通过塑造社会舆论环境遏制重婚行为
婚姻法律制度的充分实施并非仅仅是民政部门等个别部门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责任。要使人们守法，必须首先使人们知法，因此，要加强婚姻法律制度宣传，通过社会环境的塑造，增强人们的婚姻法制观念，压制破坏一夫一妻制的思想和行为。重婚是一种严重违背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行为，这种婚姻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不具有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可能因重婚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要利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互联网络等媒体以及其他多种形式和途径，广泛宣传我国的婚姻法律制度，积极倡导正确的婚姻道德观，教育公民自觉遵从婚姻法律制度。特别是在宣传新条例基本精神、婚姻登记制度改革的意义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婚姻自由权的同时，加强对重婚行为的危害性和重婚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婚姻法律制度的宣传，使人们既了解自己在婚姻登记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又能够明确预知重婚行为发生导致的法律后果。要充分发挥鲜活、生动的案例在普法中的重要作用。
二、严格规范婚姻登记管理工作　通过完善婚姻登记管理体制堵截重婚行为
有的当事人为使重婚行为“合法化”或急于达到与重婚对方当事人结婚的目的，会心存侥幸，利用新条例的宽松规定，欺骗婚姻登记机关。因此，婚姻登记机关要增强婚姻登记工作的责任心，提高工作的规范化水平，严格规范各项婚姻登记管理工作，避免因登记工作的疏漏而造成当事人重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做到：（一）利用直接接触当事人的便利条件，通过婚姻法律制度专栏、专门宣传材料、结婚证以及口头传达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向当事人进行宣传教育；（二）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严格审查，对当事人相关情况进行细致询问。登记机关工作人员要善于识别证件或证明材料的真伪，防止当事人利用伪造或虚假的证件或证明材料骗取结婚证。要保持对当事人异常表现或反映以及矛盾陈述的敏感性，掌握询问的策略和技巧，杜绝“见证不见人”和“管证不管人”的做法，做到人证相符。发现当事人提供虚假证件或证明材料的，或有弄虚作假重大嫌疑的，暂不予办理结婚登记，并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并不停止对有关证件或证明材料的审查。如果发现当事人提供的有关证件系伪造，登记机关应当向有关当事人提出警告，情节严重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二、 加快信息化建设　　通过资源共享防范重婚行为　　　
新条例关于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单位证明”的规定，要求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功能。利用信息网络技术，能够有效地克服因单位不开具证明而出现的婚姻登记机关与当事人之间婚姻登记信息不对称现象，保障婚姻登记机关能够迅速、准确地检索当事人的有关信息，从技术上防范重婚现象的发生。首先，政府应当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加快婚姻登记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建立统一的婚姻登记数据库，统一所有数据接口，最终实现全国范围内婚姻登记信息资源共享。其次，民政部门与公安部门之间应加强合作，实现户口登记信息资源和婚姻登记信息资源的共享。户口管理是世界各国最根本的社会管理制度之一，大多数国家都把婚姻状况作为重要的户口登记事项，通过它不但可以确认公民民事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以及刑事上的责任能力，证明公民的身份，而且可以反映公民的婚姻状况。因此，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应当加强网络技术合作，逐步实现全国连网，这样既有利于公安机关提高户籍管理工作的质量，也有利于婚姻登记机关全面了解当事人的婚姻状况。
四、强化公安机关主动介入机制　　通过刑事制裁震慑重婚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是，对于重婚是自诉案件还是公诉案件，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刑法》中对于“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有明文规定，重婚不在“不告不理”的案件之列，因此，应属于公诉案件，公安机关应主动介入。另一种意见认为，重婚应该是“不告不理”，公安机关是不能主动介入的，除非该重婚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司法实践中，重婚一直被作为自诉案件处理，直到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修正后，才开公安机关主动介入之先例，但至今相关案例也极为少见。实际上，在《婚姻法》修正之前，即根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重婚既可由公安机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也可由被害人进行自诉。只不过修正后的《婚姻法》将上述规定以法律的形式、更加明确地确认下来。也正是法律的这种“两可”规定，使得重婚案件的取证责任几乎全部转嫁到自诉人身上。特别是对于事实重婚，犯罪行为人流动性强、隐蔽性大，仅靠“身单力薄”的受害人自身的力量，有关证据搜集和固定是非常艰难的，这也是近年来重婚案件上升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防止因登记条件“放宽”而导致重婚案件增多的趋势，必须强化公安机关主动介入的机制，由公安机关承担重婚案件的主要取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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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权不当成被告

　　　　　　　　　　　　　　　　　付建国


　　每一位公民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情况下都可以采取一定措施制止不法侵害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这种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要适时和适度。在日常维权过程中，有些人由于维权行为不适时、适度，给他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反而使自己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害人者，进而被推上被告席。
　　　　　　　　　　　　打死放火犯 受害人成犯罪人
　　2004年春节前后，大连市金州区杏村屯某村十八九户村民的草垛接二连三地燃起火来。当村民们了解到是有人纵火时，他们便自发组织起来看护草垛。2004年4月21日凌晨2时许，正在巡夜的村民吴某看到有人在他家的草垛附近转悠了一圈儿，然后迅速往草垛里放了一匝已点燃的香后便马上离去。吴某边追赶边通知众乡邻，追到村东南的小山坡上，村民们将纵火人杨某团团围住。将杨某捉获后，杨某不但不承认放火并且企图夺路逃跑，被激怒的村民们棍棒加拳脚狠狠教训了杨某一通。后来，杨某承认了村里的火都是他放的，闻讯而来的二三十户村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又先后对杨某一顿拳打脚踢……，直到接到报警的警察赶到方才罢手。
　　警察将杨某送往医院后，因伤势过重，杨某在救治过程中死亡。经法医鉴定：杨某系钝器伤，且出现失血性休克，其右肺下叶广泛出血，细支气管腔内充满血液，又吸入至左肺支气管、细支气管内，属窒息死亡。参与殴打杨某的8名村民在司法机关的教育下，认识到了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一次性共同赔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8万元。金州区法院鉴于8名被告人在案发后能主动投案自首，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确有悔改表现，依法可以减轻处罚，遂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8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至四年不等（参见叶红：打死犯罪嫌疑人，自己反而成罪人，《检察日报》2005年4月12日）。
　　　　　　　　　　　为防盗，西红柿上涂农药致人中毒
　　黑龙江省鸡东县某村农民余某种了五亩西红柿，由于选择的品种好，加上余某及家人的精心管理，西红柿长的好看又好吃。余某一家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就等国庆节期间采摘下来买个好价钱。谁知，即将成熟收获的西红柿接二连三被他人偷摘。于是，余某突发奇想，到商店买来有毒农药涂在路旁的西红柿上，并在地头上树起一块小牌子写道：“勿摘，西红柿有毒！”。第二天晚上约五、六点钟，邻村的小学生胡某和黄某放学路过西红柿地，每人顺手摘了两个，拿在手里边走边吃，西红柿吃完了也走到了家，胡某和黄某均发生脸色铁青，抽搐，昏迷等症状，两家家长迅速将二人送往医院抢救后脱险。医院诊断为：农药中毒。胡、黄两家各花医疗费800余元。当两家家长得知是因吃了余某家西红柿中毒时，便找到余某要求予以赔偿。余某认为自己有理，不予赔偿。双方家长诉至法院各要求余某赔偿8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胡某、黄某中毒致伤受到损害，余某应负主要责任。遂判决余某分别向胡某、黄某赔偿600元。
　　　　　　　　　　　　打死咬伤人的宠物狗
　　福建省南平市居民林某在一天早上领着自己两岁的儿子晓光在小区的公园内散步，因遇到一位熟人林某便和其聊了起来，儿子晓光独自一个在草丛中嬉戏。突然，晓光大叫一声哭了起来，林某循声望去，见有一只白色的宠物狗在晓光身边跑开。林某迅速跑过去把晓光抱了起来，晓光哭着对爸爸说：“狗咬！”林某迅速将晓光交到身边的熟人手中，向那只白色宠物狗追去，追上后一脚将宠物狗踢翻在地，林某也不顾狗主人的劝阻，对着翻到在地的狗又是狠狠的两脚，可怜的白色宠物狗就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林某将儿子晓光送到医院后包扎处理花260余元。一周后，晓光的咬伤痊愈。狗的主人也迅速将狗送医院医治，但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林某与狗的主人就赔偿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狗的主人诉至法院要求林某赔偿打死狗的损失3000元。林某反诉狗的主人将其儿子咬伤的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50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某踢死咬伤人且已逃跑的狗，对这一损失应负全部责任，狗的价值为3000元可以认定。林某的儿子被狗咬伤花医疗费260元，林某误工一周的护理费500元，狗的主人对狗看管、管理不善致使狗咬伤他人造成损害，狗的主人作为狗的管理人应当对这一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受害人精神抚慰金的赔偿要求也应予以支持，从本案情况看，确定精神抚慰金1500元为宜。最后法院判决，双方损失相抵，由林某向狗主人支付740元。
　　上述三个案例令人惋惜而又痛心的悲剧，用事实告诉我们，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须适时、适度，依法行事；否则，不但起不到维权的作用，还会害人害已。

作者：付建国 虎林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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